步入新時代，祖國繁榮昌盛，山河雄偉壯麗，美術工作者滿懷希望，取得了新成果，展現出新面貌。我們堅信，中國書畫將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更加多元、開放、包容、充滿活力。

　　我很幸運，趕上了好時代。

　　自幼及壯，由壯及老，我在藝術創作領域不斷探索。教書育人，我在教學崗位不斷加強實踐，終于桃李芬芳，為現當代中國畫藝術的發展和專業美術院校學科建設貢獻了一己之力。

　　1920年，我出生于山東招遠的石對頭村。祖父和父親均擅書，舅父王友石在北平藝專當老師，是陳師曾的弟子，也是我兒時的偶像。二十一歲，我只身投奔舅父，三年后如愿以償考入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中央美術學院前身）國畫科。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我調入河北高中，肩負起以美育人的重擔。三年后，我又被調至天津河北師范學院（天津美術學院前身）美術系教書，這一教就是幾十年。

　　先生們的教導，讓我深深感受到為師者的責任和榜樣的力量。我也同樣要求自己和學生——學生拜見老師，一是不能帶東西，二是必須帶作品；老師見學生的畫必評、必改。凡有學生作品入選全國書畫展，老師送學生一幅作品，以茲鼓勵。

　　1958年至1984年，學院隨時代的需要不斷調整。從擔任河北藝術師范學院美術系副主任，再到天津美術學院副院長，我一邊著手重大任務——為人民大會堂河北廳、天津廳等作畫，設計玉蘭、藤蘿木雕屏風畫等；一邊帶領師生寫生創作，思考如何更好開展教學。

　　因為深知良師的重要性，我陸續聘請李苦禪、李鶴籌、蔣兆和、溥雪齋、溥松窗、葉淺予、吳鏡汀等名家來校任教。一方面外聘名家調動社會力量，一方面把優秀的學生留下來有針對性、有計劃地培養，充實各個專業的學術力量。經過多年努力，終于建設了一支老中青結合的高質量教師隊伍，為后來天津美術學院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也為天津美術教育奠定了基礎。

　　美術教育中，教材很重要。一開始，學校的教學資料不多，我便自己動手寫教材，陸續編繪出版《百鳥畫譜》《孔雀畫譜》《動物紋樣》等幾十種圖書。這些教材多次再版，不僅得到各大美術院校師生的認可，也受到社會上廣大美術愛好者的喜愛。我還主張教師在教學中不能光講，要邊畫邊講，為學生留下可供臨摹、研究的課徒畫稿。有時我也會去書攤、畫店淘些書畫佳作送給學生臨摹。

　　記筆記對創作和教學，也是很好的習慣。前幾年，學生們在天津舉辦一個我的研究展，展出我自上世紀五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紀初的三十余本藝術日記。這些工作之余、燭火之下的記錄，繪有各種花鳥的結構、山水的構圖，寫滿了畫法紀要，是我歷時五十余年的堅持。此外，我鼓勵學生多外出寫生，因為只有充分感受時代新氣象、充分了解現實生活中的萬物形態，才能擺脫對經典的模仿，使作品更加鮮活。

　　幾十年的教學工作使我明白，教育學生，首先是要傾囊相授。在這方面，我自己一點也沒有保留，唯恐學生學得不深不透，唯恐自己知道的沒有有效地傳給學生，所以總是兢兢業業備課、認認真真輔導。其次，我不主張學生長期只學習老師的畫法，他們應當開闊視野、自取所需。一個好教師應該在較短的時間內，把學生領進自己的“家門”，而后，還要像送客一樣把學生送出去，告訴他們應該“投奔”哪里。還有，我不怕學生超過我，我希望多看到青出于藍勝于藍的好學生。只要他們能畫好，能出成就，我甘愿當他們的上馬石。為學生改畫、題畫、合作畫等等，我都很樂意去做。

　　小寫意花鳥是我的藝術主攻方向之一。我一路見證了新中國花鳥畫發展歷程，深切體悟到深入生活、貼近傳統的重要性。我們常說，離開傳統的藝術是無根之木，沒有創新的藝術是不流之水。花鳥畫自唐成為文獻記載中的獨立畫種，歷經代代傳承，積累了無數寶貴創作經驗，新中國美術工作者更需立足優秀傳統、厚植文化自信，寫時代之光。

　　雖然我常畫的還是鷹、竹、梅、鳥雀等傳統題材，但表達的意義和抒發的情感確實和古人有所不同。新中國人民當家作主，花鳥畫也應呈現借古開今的時代新貌，開創貼近大眾、生動鮮活的現代花鳥畫風。中國畫不求形似，又不離形似，在形神兼備方面要求極高。幾十年來，每畫一張畫，我都用心琢磨、不斷改進。例如，1977年，我與學生霍春陽合作完成的作品《山花爛漫》，是在充分觀察、體驗后完成的，作品洋溢春的氣息，寓意祖國春天的來臨，獲得廣泛的關注和好評。

　　對鳥的專門研究，是我投入心力較多的一個領域。我將西方繪畫講求的透視關系、解剖學原理，運用到對鳥的結構分析上。我研究麻雀等各種常見鳥類的造型結構、姿勢動態，總結出一套切實可行的教學法。以前，我基本不畫飛著的喜鵲、斑鳩，怕畫不好。后來我狠下心，一口氣畫了上百張飛著的喜鵲、斑鳩，既畫速寫、默寫，也參考別人的佳作，結果斑鳩和喜鵲真的都“飛”了起來，連近似的山喜鵲等鳥類也“飛”了起來。故有人稱我的小寫意花鳥“花香鳥語、獨成一家”。

　　晚年，我對花鳥的表現，注入了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生態保護意識。我畫了一批珍稀動物，如朱鹮、白鸛、蒼鷹等，借此呼吁人們保護生態環境。

　　年近九十時，我開始主動調整心態，和自己身體的衰老對抗。那時候，我尚能在生日當天早起，乘興寫一張字自述：“興來技癢，弄筆潑墨：孫其峰九十歲生日自況。”如今，我大多數時間只能躺在病床上，但是只要有條件，我還是會寫寫畫畫——用鉛筆寫寫日記，畫點小構圖，哪怕是一邊思量，一邊用手空畫。

　　人生要“知足，知不足，不知足”。我為“三知”刻有一方印，邊款題曰：吾自奉、自省、自修，每以此八字為座右銘。“知足”，是因為黨和人民給予我的已經夠多了，超過我想象的不知多少倍，我已經很知足了；“知不足”，是一種自律，不管是繪畫技法、思想認識，還是待人接物，都要經常審視自己的不足，繼而改進；“不知足”，則是一種治學態度，所謂活到老，學到老，治學求是則恒不知足。

　　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直到現在，我的床上還放了好多書，老是老了，還是感覺有看不夠的書，畫不夠的畫，寫不夠的字。

　　七十年，對于中國畫藝術的發展而言，意味著無數個充滿改變與挑戰的日子。如今，美術創作、教學條件已經發生巨大變化，美育工作也得到黨和國家的高度關注，“堅持立德樹人，扎根時代生活，遵循美育特點，弘揚中華美育精神，讓祖國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長”是我們美術教育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職責。步入新時代，祖國繁榮昌盛，山河雄偉壯麗，美術工作者滿懷希望，取得了新成果，展現出新面貌。我們堅信，中國書畫將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更加多元、開放、包容、充滿活力。

　　欣逢盛世，何其幸哉！

　　（作者孫其峰，為天津美術學院終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