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以來，全球疫情、俄烏沖突和全球通脹相疊加，形成了復雜嚴峻的外部環境，我國金融系統面臨哪些風險挑戰？金融如何加大服務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力度？4月15日-17日，2022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在北京召開。本屆論壇以“行穩致遠，金融助力高質量發展”為主題。海內外參會嘉賓關注全球金融發展的新思想、新趨勢、新實踐，就金融市場關注的熱點話題凝聚共識，助力中國金融護航中國經濟巨輪劈波斬浪，行穩致遠。

　　重視預期管理，加大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

　　在當前經濟全球化和國際政治、經濟、治理格局進入動蕩變革的關頭，隨著全球經濟金融出現震蕩，中國作為深度融入全球化的第二大經濟體，宏觀經濟運行面臨新困難、新挑戰。2021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我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和預期轉弱三重壓力。從今年一季度宏觀經濟運行的情況來看，這個態勢還在延續，同時疫情和經濟增長方面還出現了一些需要關注的新情況、新變化。

　　中央財辦副主任、財政部副部長、黨組成員廖岷表示，各項措施目前都在按照提前發力、精準施策的要求全力推進，更多政策組合也在研究和儲備之中。當前要著力減少和避免出臺具有明顯收縮效應的政策措施，遵循經濟規律，更多采用在線整改和在線回復的做法，更大力度地保護市場主體，保就業、保民生。

　　廖岷表示，每一次經濟轉型都需要金融業的推動。中國經濟的技術革新和高質量發展呼喚金融系統的改革創新，建議金融業能夠胸懷“國之大者”，聚焦三方面發力：不斷通過金融創新和規范經營助力中國經濟實現技術、產業、資金三者之間的良性循環；幫助市場主體更高水平、更安全地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發揮比較競爭優勢，按照國際規則更好地融入全球經濟；適應中國經濟從投資-出口拉動向消費-技術驅動的深刻轉型，提供相應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優化融資結構、降低融資成本、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同時，金融業自身要始終防控好風險，不斷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和公司治理，提升從業人員的職業操守和專業精神。

　　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院長張曉慧認為，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以及國內外經濟形勢愈發復雜的當下，堅持“以我為主”的宏觀政策，增強政策定力，最大限度地穩預期，對于中國經濟穩定健康高質量發展，尤為重要。我國不僅要做好應對輸入性通脹的準備，也要時刻警惕美國對我經濟金融機構實施次級制裁和長臂管轄的風險。

　　“從歷史經驗可以總結出，當代經濟運行的微觀決策之本質是預期。” 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陸磊表示，政策改革要立足于預期管理。以預期管理為核心的前瞻性指引和市場溝通等宏觀經濟管理“軟實力”是金融現代化的重要指標。在當前高水平開放環境下，面對復雜多變的經濟金融形勢，為防范跨境傳染，尤其需要以預期管理為核心構建科學的宏觀引導+靈敏的微觀響應“兩位一體”的經濟金融管理體系，由此形成當代經濟金融管理的中國智慧、中國方案。

　　金融市場方面，要提高競爭力和吸收風險的能力。進一步擴大金融市場對外開放，通過改革開放增強金融市場優化升級的內生動力；有效發揮金融在宏觀經濟中的風險“做市商”作用，發揮金融市場的蓄水池作用，有效對沖、吸收和轉化經濟運行中積累的風險矛盾，為“六穩”“六保”創造有利的金融環境。在金融管理方面，要加快《金融穩定法》落地實施進程；二是要加快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金融穩定保障基金。

　　一直以來，中國始終是全球經濟中穩定性、建設性的力量，展現了大國擔當。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黨組成員宣昌能表示，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經濟治理與金融合作面臨許多挑戰。面對去全球化和單邊主義，我國將堅定不移深化改革，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積極推進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發展，加快形成國際國內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并將繼續致力于維護和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積極倡導國際合作，推動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為全球經濟復蘇、維護穩定貢獻建設性力量。

　　金融助力數字經濟打造增長新引擎

　　“世界正在經歷“劉易斯拐點”，正在從廉價勞動力增長模式轉向生產力驅動的增長模式。”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邁克爾·斯賓塞表示，未來是一個老齡化的全球經濟，增長將取決于生產力發展。目前最好的機會將是數字化轉型。目前有一種急劇增長的全球性創業活動，特別是在數字領域。中國是其中極其重要、突出的一部分。邁克爾·斯賓塞認為，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中國的增長率一直令人矚目。如果用獨角獸企業來衡量（估值為10億美元或以上的私人公司），最大的來源仍然是美國，第二大來源是中國。數字技術一旦被廣泛應用，就有可能產生另一種生產力增長。中國在建造、部署、適應和采用這些技術方面有突出表現。

　　數字經濟正在成為重組全球要素資源、重塑全球經濟結構、改變全球競爭格局的關鍵力量。這對金融發展提出了新要求，帶來了新機遇。中國銀行黨委書記、董事長劉連舸認為，數字經濟浪潮正在重構經濟金融發展的底層邏輯，數字經濟要求提供更加精準高效的金融支持。產業數字化是未來數字經濟發展的重中之重，要推動資金和服務前移，促進產業鏈、資金鏈和價值鏈深度融合。我國居民消費生活場景已經高度數字化，金融要把握居民消費行為的新變化，滿足客戶隨時、隨地、隨需的金融需求。另一方面，數字經濟也要求金融業加快數字化轉型步伐，也滋生了新風險，帶來了新挑戰。

　　為此，劉連舸建議，商業銀行要加快數字化轉型，打造面向未來的數字化銀行。樹立“以客戶為中心”的數字化轉型新思維，在“以客戶為中心”的理念驅動下，通過強化數據分析，實現業務賦能和流程再造；銀行要由封閉走向開放，將金融服務嵌入教育、醫療、商業、政務等各類場景，實現跨界服務，共享共贏。

　　此外，要打造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新模式，完善智能風控系統，構建包括貸前、貸中、貸后等在內的線上一體化風控體系，實現自動獲客、批量處理。緊密貼合小微企業、個體商戶的生意圈、生活圈，提高業務直達性。同時，要加強風險防范，打造更加安全的數字金融體系。進一步厘清數字平臺在市場準入、競爭秩序維護、消費者保護等方面的權責。積極推動數據本地化存儲、安全傳輸、隱私保護等監管規則的國際對接，為數字經濟發展上好“安全閥”。

　　數字貨幣是一個熱點。有一種觀點建議，中國人民銀行是否應該加快發行并更多地發行數字貨幣，特別是跨境的數字貨幣。對此，中國金融學會會長、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周小川表示，這跟當前地緣政治方面出現的問題相關，人們希望數字貨幣在這方面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貨幣印多少可以自己決定，然而是否能出去流通取決于應用。數字貨幣要注重它的真實應用。我國的數字貨幣設計是為了零售，為了百姓方便、商戶方便，不是為了替代美元。

　　REITs是房地產市場的“穩定器”

　　我國“十四五”規劃明確提出“推動基礎設施領域不動產投資信托基金（REITs）健康發展，有效盤活存量資產，形成存量資產和新增投資的良性循環”。自相關基礎設施REITs正式上市交易以來，市場運行整體平穩，取得了顯著成效，受到市場廣泛認可，試點項目的示范效應良好。

　　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威斯康星商學院教授鄧永恒認為，國際市場上REITs迅速的發展經驗表明，REITs對于建立可持續的、穩定的房地產市場大有裨益。“當前中國迫切需要一個長期可持續的住房市場。”鄧永恒說：“為了實現這個目的，必須要有一個堅實的市場，比如說REITs市場。”

　　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不動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理事，高和資本合伙人周以升指出，結合國際經驗來看，中國房產市場要實現“房住不炒”的目標，同時要通過“租購并舉”，發展保障性住房解決新青年、新市民在內的中低收入階層的問題。在這樣的目標之下，REITs和金融產品能夠起到核心作用。

　　全國政協委員肖鋼建議，根據《證券法》研究將REITs作為一種獨立的證券產品種類，制定專門法規，確立REITs的性質定位，構建一整套適應REITs特點的發行、上市、交易、信息披露和投資者保護等制度規范。目前采用“公募基金+ABS”模式，是符合法律法規的可行方案，有利于及早啟動試點，破冰前行，帶動市場發展。但帶來的問題是，產品結構層級過多，法律關系較為復雜，運行成本與監管成本增加，市場主體的職責界定和協調難度增大。要作出新的制度安排，優化產品設計，進一步厘清市場參與各方的職責邊界，降低產品創設與運行成本，推動REITs市場持續健康發展壯大。

　　近來，基礎設施REITs首次擴容，將保障房納入到REITs試點范圍內。中金研究部董事總經理、大中華區房地產研究主管張宇認為，中國走了一條和海外市場不一樣的推進路徑，即先從基礎設施先開始。未來是不是逐步向房地產擴容和過渡，可能也是一個大的趨勢。幾類資產，包括像購物中心、寫字樓、酒店、長租公寓、租賃公寓等，這些都是做REITs很重要的資產層面。國際經驗標明，絕大部分國家推出REITs或者對REITs既有機制制度進行進一步創新時，都跟當地房地產市場的風險，甚至是金融體系的關聯風險相掛鉤。也就是說通過REITs去化解地產行業的風險，起到了比較明顯的效果。這方面經驗，可以為中國化解房地產行業風險所用。

　　我國首單基礎設施公募REITs是以招商蛇口產業園區底層資產發行的。招商局蛇口工業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助理、資產管理中心總經理余志良介紹了作為公募REITs第一單的戰略思考。他表示，產業園區一個很典型的特點就是現金投入大，回收相對偏慢，具有重資產、周轉慢的特點。這些顯然與REITs的現金流特點以及它的產品屬性高度吻合，能夠通過前期募集資金解決產業園區重投入和周轉慢的痛點，同時為產業園區打開了非常好的終極退出通道。他認為，對原始權益人來講，REITs不是簡單的融資，而是產業跟資本的高度協同。“我覺得它是一個企業的長遠資本戰略匹配。在目前的REITs雙層架構中，公募基金的管理人跟原始權益人的經營管理進行兩層的管理，實際上是“雙層架構”，股權架構上是兩層，還有治理機制上是兩層。“未來這個雙層架構是不是可以進行簡化，產生更多的制度創新？”于志良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