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稻正是解讀良渚文化的密碼之一，現有的考古發現證明，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的稻作農業生產已經相當成熟

　　大金鏈子大金表，手持最新款的華為手機……初見梁仁明，很難一眼分辨出他是個莊稼人。但再仔細打量，他身材魁梧，皮膚黝黑，手上有明顯常年勞作留下的老繭，褲腳和鞋子都沾點泥漬，確實是個種地的。

　　在杭州余杭區瓶窯鎮長命村，一問“種地的”，村民們都會手一指：沿著村里的主干道一直走，路邊最顯眼的三層小別墅就是他家。院子挺寬敞，中間堆了兩口大缸，正浸泡著水稻種子，邊上堆滿了編織袋裝的化肥、農藥等農資，大門邊靠著個招牌：瓶窯鎮梁仁家庭農場。

　　梁仁明種了將近30年的地，是當地的種糧大戶，沒想到最近卻意外出名了，這是因為，從2015年起，他在良渚古城遺址公園內承包了800多畝土地種植水稻。水稻正是解讀良渚文化的密碼之一，現有的考古發現證明，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的稻作農業生產已經相當成熟。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遺址申遺成功，至今正好一周年。作為土生土長的瓶窯人，梁仁明的成長史也與良渚的變遷和遺址開發有著奇妙的關系。

　　在遺址公園種糧

　　梁仁明對良渚古城遺址公園熟門熟路。

　　每天上午9點前和下午5點后，公園的非營業時間里，梁仁明可以入園，到田里去。常年的田地勞作讓梁仁明養成了早起的習慣，一般不到4點就會醒來，六點半準時從家里出發去田間巡查一番，并趕在9點遺址公園開園前離開。

　　最近，他在公園里承包的水稻田，插秧的活已全部干完。夏日的陽光下，翠綠的秧苗正茁壯成長，與遺址公園的景色融為一體，很容易讓人聯想起5000年前，良渚先人在田地里耕種勞作的場景。

　　梁仁明一直津津樂道于這種冥冥之中的聯系，不過，他第一次真正開始了解良渚文化，其實是在2013年。

　　為了更好地保護良渚古城遺址，2013年起，周邊村落的600余農戶陸續開始拆遷，其中包括梁仁明所在的長命村的部分片區。雖然梁仁明家沒有在拆遷范圍內，但這是他第一次接觸良渚文化和遺址保護的概念。

　　對于良渚燦爛的考古和學術價值，梁仁明了解不深，更多的時候，他只是感嘆于童年回憶都被封存進了遺址公園的花花草草里。

　　帶著記者巡查稻田時，梁仁明多次提醒記者注意身邊的風景，“這里是我之前上小學時常走的路……”“這棵柿子樹的果子特別甜……”他眼里放光，聲音中還帶著孩童般的炫耀感。

　　同樣感懷的還有大觀山村二組組長龔玉明，2013年他所在的大觀山村整體拆遷。這幾年，隨著良渚古城遺址公園的規劃建設，原有的地塊已大變，但他和同村人至今還是能準確辨認出舊居所在，甚至對以前周邊的道路和風景都能“憑空”娓娓道來。

　　在大部分人的印象里，遺址保護是考古專家的事。其實不然，考古只是眾多過程里的一環。從基礎設施到大型建筑，劃定遺址范圍、資金籌集、拆遷安置、規劃設計、現場驗收甚至到后期的保護監測，方方面面之復雜艱難，外人未嘗可知。而由于地理位置等自然因素，像梁仁明、龔玉明這樣的普通村民，反而與良渚的遺址保護有著某種親近的天然聯系。

　　不僅是拆遷，由于考古發掘與恢復的工程量很大，鄰近不少村民還曾應征進入現場，清運土方、送水等。

　　長期以來，由于良渚遺址保護的需要，遺址區內群眾改善居住條件、拓展生產空間等需求無法得到滿足。保護與發展之間，一直是全球性的大難題。

　　“建設公園的前提，是要保護地下的遺址。”良渚遺址管委會負責人告訴記者，按照保護第一、最小干預、真實可逆等原則，在充分尊重遺產真實性、完整性和保護有效性的基礎上，借鑒國內外大遺址展示的成功經驗，運用綠植標識、模擬復原、小品雕塑、數字演示、場館展示等手段，開展遺址保護展示。

　　在這樣的保護中，土坡和綠植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2015年，良渚古城遺址公園內的農地招標，梁仁明和當地另一種糧大戶中標，其中梁仁明承包的土地大約有800畝。

　　要在遺址公園種地，梁仁明不是沒有猶豫過。當年，他拿到土地已是5月份，土地一片荒蕪，長滿雜草，路也沒有規劃和建設好，大型的農機運輸困難。根據經驗，6月中旬水稻必須播種下去，時間緊迫，梁仁明帶著農民們一邊整地，一邊育秧，每天在地里揮汗如雨。

　　在遺址公園里種水稻并不簡單。

　　比如，不能用除草劑。田里的雜草都是梁仁明和農民們一根根手工拔除，現在，梁仁明只要往田地里掃一眼雜草，就能準確算出所需要的人工和勞動量。工作時間也是個問題，雙方達成的協議里，梁仁明的生產活動一般只能在公園的非營業時間里進行，早上還好，晚上的時間就有些難安排。農民晚上睡得早，趕上農忙時，晚上的工作時間可能會被延后至8點以后，大家難免會有怨言。梁仁明也沒辦法，只能偷偷發紅包安撫情緒。

　　地還是這塊地

　　平日里，梁仁明的話不多，喜歡點根煙默默地望著遠處發呆。

　　一到了田間，他開始習慣性地嘮叨起來。這塊地里的水稻長勢如何，雜草如何清理……對于田里的一切細節，他都能脫口而出。

　　梁仁明開一輛福特皮卡，車子大，方便裝東西。在梁仁明車子的后備廂里，常年備著一雙套鞋和四支手電筒。

　　近年來，由于腰傷和膝蓋勞損，梁仁明下地的次數少了很多。不過，他的車上還是會備著幾套衣服，梁仁明承包的土地相對分散，一趕上下雨淋濕了就直接在車上換。他帶著記者在田間巡查，在細長、泥濘的田埂上走得飛快。有時會停下來拔草，一邊拔一邊把草揉成團，用力按回水田淤泥里，當綠肥來還田，這是他種地多年總結的經驗。

　　不過，經驗二字談何容易。剛開始種點口糧地尚且湊合，等他想著承包土地來種地賺錢時，才發現原來的經驗少得可憐。“那時候啥都不懂。以為施肥就是把新鮮豬糞往田里施，結果水稻長勢很差。后來才知道，淘糞也得要往里掏陳一點的，施肥時還得拌點稻谷灰。”梁仁明回憶，好不容易挨到秋收，又遇上困難，5000多公斤稻谷收割上來卻根本沒地方曬谷子。

　　只能把谷子曬在村道上，來來往往的拖拉機、摩托車難免會軋到一些，偏偏又遇上秋天雨水多，谷子曬了潮，潮了曬，收起來時，成色也不好。一來一去，第一年的收成才剛趕上收回成本。

　　梁仁明曾想過種植油菜等經濟作物，但算下來補貼和收成都不及水稻。逐漸地，梁仁明摸到了門道，水稻一年能種兩季，其間種麥子，能最大化地利用好土地的價值。自己淘糞、背糧的辛苦日子堅持了三年，竟也攢下點可觀的積蓄。

　　曾幾何時，鄉鎮工廠快速興起。不少村里人嫌種地太苦，都跑到附近工廠上班。土地荒廢著沒人耕種，反而成了梁仁明發展的好機會。幾年下來，梁仁明先后承包了1000多畝土地，還購置了拖拉機、翻耕機、播種機、農業植保無人機等現代化農機，有了現代農業科技的加持，田地里的收成也越來越好。

　　2014年，梁仁明成立了家庭農場，購置了從水稻育秧到稻谷倉儲的整條生產流水線。

　　梁仁明在田間地頭“跑馬圈地”的幾年間，良渚遺址的考古發掘也在悄然擴張。

　　尤其是2007年良渚古城的發現和確認，標志著良渚遺址進入都邑考古新階段，被學術界稱為“石破天驚”。良渚古城的發現，連同此前發現的反山、瑤山、莫角山、塘山、文家山、卞家山等100多處遺址點，使得這座古城的面貌初露端倪，也使瓶窯鎮逐漸成為良渚文化遺址保護的核心區域。

　　此前的2001年，杭州良渚遺址管理區劃定，并成立管理委員會，著手啟動《良渚遺址保護總體規劃》編制。簡單說，核心問題，就是遺址保護范圍，這個圈要畫多大。到了2012年，《總體規劃》終獲國家文物局批復同意。時任余杭區委書記徐立毅提出要“不遺余力”保護和發揚良渚文化遺址這個大IP，同時還做出決策，良渚范圍土地出讓金收入的10%都要作為良渚遺址發掘保護的經費。

　　想賣“良渚大米”

　　大家對良渚文化的認知迅速提升，全力守護中華文明圣地，不斷擦亮世界級文化金名片。

　　梁仁明說起小時候，他常聽說村里人說，能挖出石刻、玉器等古玩，但要說清楚什么是良渚文化，他答不上來。良渚文化雖早已被命名，但考古發掘工作進展并不快，普及度也不高。在村民的印象中，上世紀80年代以前，良渚遺址可能是“不需要保護”的。民風淳樸，村里松土起地基，挖到瓶瓶罐罐是常事兒，看起來不錯的會留著上交國家，還能得個搪瓷杯、熱水瓶作為獎勵。

　　直到1986年，良渚沉睡多年的平靜被打破。長命制動材料廠準備擴建，新廠址選中反山，占地30畝。很快，這個一直寂寂無聞的小山坡，成了此后名震天下的反山遺址，挖出了11座良渚文化時期王陵墓葬，出土陶罐、玉器1320件，包括玉琮王。

　　次年5月，村民在山上挖出大量玉器，引發騷動，上百村民上山，還有不少文物販子聞訊而來。同年，余杭縣專門設立了良渚文化遺址管理所，文管部門協同公安抓捕不法分子，追繳文物，對現場進行搶救性挖掘。良渚的“蘇醒”也開始加速，當時瓶窯、安溪、良渚三個鄉鎮里的33.8平方公里內，陸陸續續發現135處遺址，數量多、面積廣，但其中有25處曾遭遇破壞。

　　類似事件再也不可能發生。去年，良渚申遺成功，遺址公園開業運營。

　　梁仁明直言，自己趕上了好時候。當傳統農業遇上了良渚的文化大IP，品牌的效應和溢價也變得可以期待。

　　早幾年，還沒有良渚古城遺址公園這個概念時，梁仁明種的是普通的水稻品種，口感一般，賣得也便宜，收購價每公斤不到1元。去年，乘著良渚申遺的東風，梁仁明特意選擇了口感更好的晚稻品種來播種和栽培。新培育的水稻口感更好，價格也更貴，收購價達到每公斤2.5元。

　　未來，梁仁明還想與良渚相關部門合作共同打造“良渚大米”等品牌，開發更精美的文創包裝等，在保證品質的同時進一步提升農產品的附加值。

　　前段時間，良渚相關部門和梁仁明談合作，讓梁仁明勻出一部分土地種油菜，不僅作為景觀，也可以作觀賞用，收獲的油菜籽還可以榨油做農產品，包裝則由良渚相關部門請專業的文創團隊進行打造。為此，梁仁明還特意定制了精美玻璃瓶小包裝，只等收來的油菜籽烘干后榨油。

　　但在長命村村委會主任費國芳看來，良渚申遺的溢出效應似乎和他預想中的不一樣。

　　此前，由于良渚遺址區的保護，長命村沒有大規模開發，村里幾乎沒有大規模的廠房企業，發展有些受限。近年來，村里也在積極打造農文旅產業，原本希望借著良渚申遺的“風口”，讓當地村民共享遺產保護成果。不過，今年由于疫情等多種因素，效應來得比想象中要更晚一些。

　　也有專家提醒費國芳不要操之過急，“遺產保護本就是道難題。況且良渚文化由于其特殊性，文旅開發的門檻更高，更多應帶著朝圣的心情去瞻仰，而非簡單粗暴地僅僅添加游玩設施了事。”

　　不過，費國芳或許也不用過分擔心。畢竟，背靠良渚這個大IP，總是有發展的機遇。

　　對瓶窯來說，良渚申遺成功或許就像一顆投入湖中的石子，會激起發展的漣漪，引領當地農文旅的融合發展。比如，瓶窯的窯北村，一年多來，申遺成功的效應就在持續被放大。不少當地人都覺得，去年是游客最多的一年。當地一家果園最近成了網紅地，采摘游的人數暴增，連帶著給果園配套的主題餐廳的營業額暴漲，2019年比2018年翻了一倍。

　　梁仁明也有期待，“良渚大米”之外，肯定還會有一系列良渚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