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秋至1949年春，中國共產黨先后組織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略性戰役及其他重要戰役，以氣勢磅礴的大手筆，精心繪就解放戰爭恢弘的歷史畫卷。

　　走進剛剛從國民黨手中奪回的一座座城市，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的，是撲面而來的和平渴望、重整河山的民生期待。如何穩定經濟秩序、贏得人民擁護？如何建立和鞏固新政權、維護經濟社會穩定？無一不是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難題。

　　精心籌組中財委，治理爛攤子

　　當時，接踵而至的戰后經濟社會治理難題，錯綜復雜、異常棘手。為了恢復工業、交通，安定社會秩序，不僅需要支付大批經費，而且被俘的國民黨軍人除自愿回家者外不能遣散，原國民黨政府機關及相關機構的公職人員，除有罪行的已經逃跑外，其他人員都要收容下來，這就給財政造成了很大壓力，引起財政支出飛快上漲，而收入卻因戰爭狀態增長很慢。

　　不僅如此，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惡性通貨膨脹在流通領域留下非常嚴重的后遺癥。時任中央財政經濟部秘書長薛暮橋將其概括為兩點：一是投機活動猖獗，市場上形成一批專事投機的資本；二是人們對人民幣存在著不信任心理，一有風吹草動就紛紛爭購銀元、黃金和外幣，阻撓人民幣占領市場，并刺激物價上漲。

　　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是否有能力穩定經濟形勢、制止惡性通貨膨脹、恢復生產，使新生政權在經濟上、政治上站穩腳跟？這是遠比當時仍在進行的軍事斗爭更加艱巨的挑戰，也是廣大人民群眾、愛國民主人士以及民族資本家非常關注并寄予厚望的。對此，黨中央及時進行了提前部署。

　　1949年元旦，黨中央召開了一次財經座談會，朱德、董必武、劉伯承、陳毅等人出席。大家經過討論研究，決定建立一個統一的財經領導機構。同年3月，毛澤東在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決定建立中央財經委員會來統一領導全國的財經工作。5月31日，中央發出由劉少奇起草、毛澤東審定的《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關于建立中央財政經濟機構大綱（草案）》文件。

　　《大綱》指出，由于人民革命戰爭正在取得全國范圍的勝利，為了盡可能迅速地和有計劃地恢復與發展國民經濟，借以供給目前人民革命戰爭的需要及改善人民生活之目的，應即建立有工作能力的中央財政經濟機構，并使各地方的財政經濟機構和中央財政經濟機構建立正確關系；在東北、西北、華中、華東等地及各省所屬大中城市，均應建立財政經濟委員會及各級人民政府委員會的若干財政經濟部門，并在中央與上級財政經濟機關領導之下進行工作。這就確定了中財委作為黨在經濟戰線統一領導機構的地位。

　　在籌備建立中財委的同時，黨中央也開始考慮并處理全國性的財政經濟問題，努力穩定物價，確立人民幣作為唯一通貨的地位。當時，人民幣大量進入市場時，投機資本拼命哄抬金銀、外幣價格，導致使用人民幣根本買不到成批的東西。有的商號還拒絕以人民幣作為商品標價，將其排斥在市場之外。為此，我們黨同投機資本在銀元市場展開了較量。

　　集中組織“銀元之戰”，確立人民幣法定地位

　　在捍衛鞏固新生政權的經濟斗爭中，上海成為令人矚目的主戰場。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軍事斗爭的硝煙尚未褪盡，經濟斗爭的較量旋即展開。當時，解放戰爭導致的巨額軍費開支，造成財政入不敷出，推動物價上漲，令投機資本家有機可乘。上海解放頭一周內，銀元價格被迅速哄抬，成倍上漲。起初，黨中央投入的人民幣數量有限，不足20億元，大部分浮于市面，充當本位幣的依舊是銀元。

　　當時，舊上海的證券交易所已被命令停業，可事實上卻成了半公開的銀元投機指揮所。每天在這里聚集多達幾千人，充斥在大街小巷的銀元販子則人數更多。不法投機商人大肆炒賣銀元，推動黑市價從1400元漲至2000元以上，帶動物價指數大幅上漲。

　　面對投機分子的猖獗，倘若得不到及時有效的妥善解決，民心將不得安撫，市場秩序將更加混亂，恢復生產、發展經濟更加無從談起。

　　上海最初設計的斗爭方案，是以銀元制銀元，即集中大量銀元拋售到黑市，先通過加大量的流通壓低銀元價格，再宣布禁止銀元流通，以人民幣取而代之。于是，1949年6月5日，華東財委和上海市委在電告中央后，隨即采取行動，先拋出10萬銀元，并在全市舉行“反對銀元投機，保障人民生活”的游行和宣傳。然而，市場反應卻并未如預期所料，10萬銀元很快被投機商人一吸而空。6月7日，每塊銀元價格竟漲到1800元人民幣。

　　面對投機者我行我素、對抗新政權維護經濟穩定的猖狂行為，中共中央華東局果斷決定采取釜底抽薪之策，著手查封金融投機市場的集中點。時任上海市市長陳毅向中央報告了這個決定，毛澤東隨后回電表示贊同。很快，主持中央財政經濟工作的負責人陳云主持起草了關于銀元投機斗爭策略的一則電報稿，最后這份文件《中共中央關于打擊銀元使人民幣占領陣地的指示》于6月8日下發華東局、上海市委等。《指示》提出明令鐵路交通事業及市政公用事業一律收人民幣、開放各解放區之間的匯兌等一系列經濟措施，同時指出：“這一斗爭不是容易的，比對金圓券斗爭困難得多，斗爭可能延長得很久，這是我們必須認識的。因此，除政治手段外，還須陸續采取許多經濟步驟。”

　　經過周密部署，6月10日，上海市軍管會一舉查封了證券大樓，關閉作為銀元投機中心的上海證券交易所，將投機商200余人逮捕法辦，取締銀元黑市交易。與此同時，政府廣泛發動群眾，并在市面大造輿論，人民幣趁勢占領市場，成為唯一合法流通貨幣。

　　上海解放之初，人民幣與銀元之間的市場博弈，我們之所以能夠成功打擊黑市銀元投機、錨定人民幣作為唯一通貨的法定地位，主要是因為通過經濟手段、行政措施和宣傳攻勢三管齊下，強勢熨平投機風潮引發的市場波動，但要長期維護經濟平穩運行和百姓安居樂業，則必須遵循經濟發展內在客觀規律，因勢利導、順勢而為，這在接下來同樣發生在上海的“米棉之戰”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晰。

　　敞開拋售重要物資，平息全國漲價風潮

　　1949年，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渡江后，新解放的大片地區需要中央撥款支援。加上華東、華北先后暴雨成災，上海糧價暴漲，隨即影響到紗布等物資的價格，很快擴展至天津、武漢及中原一帶。

　　1949年7月15日，上海有80%的黑市高息貸款用于糧布投機。7月16日當天，上海每石米價由5萬元升至6.7萬元，再次出現物價波動。為解決這一困局，陳云率領宋劭文等人專程趕赴上海，連續多天聽取匯報、調查研究，然后于7月27日召開了各解放區的財經會議。

　　陳云在會議上指出，物價上漲的根源是通貨膨脹，通貨膨脹的根源在于軍費、修復鐵路的費用、工業投資、農產品收購等開支巨大，財政入不敷出，只有在戰爭勝利結束、財政收支趨向平衡時，才可能穩定物價。當前，要通過有計劃地吞吐，把糧食、紗布等重要物資掌握在手里。會議整整開了20多天，最后明確了解決方案，決定建立統一的發行庫，建立全國性的花紗布公司、中紡公司、土產公司，提出發行公債、在鄉村抓緊征糧、在城市抓緊稅收、精簡節約等具體辦法，采取從全國各地調撥物資支援上海的應急措施。

　　會議結束后不久，10月中旬物價漲風再起，出現了第三次物價波動。10月底，人民幣累計發行比同年7月增加3倍。投機商人乘機活動，抬高物價，在北方主要囤積糧食，在南方主要囤積紗布。

　　從11月1日起，剛剛成立不久的中財委在全國范圍內組織了糧食、棉花、棉布、煤炭的大規模集中調運，并指示國營貿易公司在控制主要物資的同時，趁搶購風盛把呆貨冷貨拋給投機商。11月25日，當各地物價上漲最猛時，上海、北京、天津、武漢等大城市統一行動，敞開拋售糧食、棉布等主要物資，市場行情大幅度下跌。同時，又催征稅收，收緊銀根，凍結貸款，多措并舉，迫使投機商不得不將高息拆借資金囤積的貨物賤價拋售，愈拋愈賤，直至周轉不靈破產。很短時間之內，這次波及地區最廣、持續時間最長、物價跌幅最大的漲價風潮得以平息。之后，不論物價總指數還是主要的商品價格，都保持在預計的水準。

　　事后，上海一位有代表性的資本家感嘆道，6月銀元風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壓下去的，此次則僅用經濟力量就可以穩住，這是上海工商界沒有料到的。在此之前，有些資本家曾經說：“共產黨軍事上打100分，政治上打80分（還有美中不足的地方），經濟上打0分。”言外之意是將來還得依靠他們管理經濟。他們以前根本不相信黨和人民政府能夠穩定物價，此時才心服口服，相信了中國共產黨管理中國經濟的卓越能力。

　　1950年2月，由于軍費仍然未降下來，政府擔負公職人員數目進一步擴大，巨額財政赤字主要靠大量增發貨幣彌補。2月6日，國民黨反動派飛機轟炸上海，炸毀發電廠。上海全市工廠除少數有自備電力的以外，大都被迫停工。人心動蕩之下，商人只購不售，投機資本伺機再次興風作浪，因此出現了第四次物價波動。當時，薛暮橋與貿易部副部長姚依林在周恩來總理和陳云的領導下，每晚收集上海市場情況，提出次日糧食、紗布等商品牌價，報周、陳審批，于深夜電告上海。經過精心分析和研究，中財委采取增產節約、拋售物資、緊縮通貨等措施，制止漲風。上海以外的各地紡織廠延長生產時間，突擊增產；糧食公司在2月份平均每日拋售2萬石大米，占市場成交總額的80%；花紗布公司從3月初開始控制價格，保持糧布合理比價。到1950年底，全國物價基本趨于穩定。

　　薛暮橋回憶說：“總體來看，新中國成立前后出現了四次物價大波動，其根本原因在于財政收支不平衡，貨幣發行過多。自1948年12月至1950年2月1日，人民幣發行額從185億元增加到4.1萬億元，增加220余倍。這樣嚴重的通貨膨脹，是人民解放戰爭空前大規模勝利進軍所產生的特殊的暫時現象。我認為，不論采取何種措施，只要通貨膨脹，物價就必然上漲。要使物價真正穩定下來，必須消滅財政赤字，制止通貨膨脹，使貨幣發行和商品流通同貨幣的需要量之間保持平衡。”

　　新中國成立前后，圍繞“銀元”“米棉”展開的貨幣與物資之爭，體現了我們黨對國民黨留下的爛攤子和惡性通貨膨脹的高超綜合治理能力。一方面，不法資本遭到沉重打擊、一蹶不振；另一方面，我們黨也借此積累了運用經濟規律的經驗，提高了管理能力，開始掌握穩定市場的主動權。由此，我們不僅從根本上穩定了物價，爭取了國家財經狀況根本好轉，而且為后來實行全國財政經濟工作的統一管理和領導，努力為做到國家財政收支平衡和市場物資供求平衡創造了條件。（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 呂立勤 梁劍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