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全球經濟面臨巨大不確定性，形勢復雜多變，存在“灰犀牛”風險，沖擊世界經濟安全。面對當前復雜國際形勢對我國經濟的沖擊，必須要有戰略思維，采取正確措施積極應對，才能化危為機，維護國家經濟安全。

　　異常復雜嚴峻的國際形勢

　　總的來看，當前全球經濟形勢復雜多變，挑戰前所未有。

　　一方面，全球經濟增長勢頭逐漸減弱。2018年，美國經濟增速約為2.9%，但這一經濟表現幾乎完全得益于減稅和增支等大量財政刺激手段，這種趨勢很難持續。歐洲政治上的不確定性對經濟影響大，導致市場信心下降。這些不確定性包括英國脫歐、法國馬克龍政府面臨的挑戰以及德國議會的政治危機等。信貸緊縮和貿易緊張局勢等經濟因素更使歐元區經濟雪上加霜。在長期增長疲軟的經濟環境中，日本經濟增長出現周期性下降。其他如巴西和墨西哥等國家，政治不確定性亦不斷增加，嚴重影響經濟發展。

　　另一方面，全球商品和金融市場風險增大。據相關報告預測，大宗商品價格將持續波動，石油價格存在下行風險。美聯儲的加息縮表進程是影響人民幣匯率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盡管美聯儲加息縮表有減緩態勢，但2019年仍會加息縮表。關于2019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走勢，我們需要高度關注。

　　此外，還需要看到的是，影響全球經濟的另一個重要風險源是世界貿易增速的急劇下降，已由2018年初的超過5%降至幾近為0。隨著貿易沖突可能升級，世界貿易萎縮會進一步拖累全球經濟。與此同時，資本和商品市場的波動均意味著全球金融環境在收緊。當前，美國等主要經濟體的誤判是全球經濟增長的最大威脅。隨著全球經濟增速的進一步放緩，一些主要經濟體相互誤判造成的損害風險將會在未來持續攀升。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西方并沒有完全從衰退中走出，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失業率上升，導致民粹主義興起、政治極化、社會撕裂。與之相對應的是，中國經濟依然保持較快速度增長，一躍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在此背景下，西方針對中國的猜疑加深，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誤判加重。特別是一些政治勢力利用扭曲的國際貿易數據等，歪曲事實，煽風點火，聯合相關國家遏制中國，對中國經濟安全形成較大威脅。

　　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對我國的沖擊

　　總的來看，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對我國來說，既有危，也有機，最重要的在于要防止和防范外部環境觸發我國風險鏈的匯聚擴大和升級。

　　首先，要高度警惕“灰犀牛”風險的形成。風險的最大特征是呈鏈狀或網狀結構。風險在風險鏈和風險網傳遞中會逐漸擴散放大，如控制不當或受外部沖擊，就可能引爆某個風險點，導致系統性風險。當前，我國各領域風險鏈正在衍生，并有可能交叉形成風險網。對此，我們需要高度警惕，防微杜漸。

　　其次，西方一些大國向外轉移風險使全球不確定性倍數放大，我們要緊密關注。當今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且全球經濟進入“新平庸時代”。以美國、歐洲部分國家為中心，西方國家內部經濟結構失衡、社會兩極分化等諸多矛盾累積。加上新技術革命及氣候危機等因素的影響，未來國際經濟和全球治理面臨極大不確定性。在上述背景下，一些國家試圖將風險和不確定性轉移給其他國家。全球風險的分擔機制變成風險的“互害”機制，使得全球風險呈幾何級數放大。處在這樣一種格局下，我國面臨的外部沖擊和挑戰也在加大，相關風險發生的可能性亦會增大。

　　此外，經受貿易摩擦和化解債務風險雙重考驗，產生政策失誤的風險增加；民粹主義傳染性和危害性大，財稅問題更為敏感，亦是我們需要高度重視的問題。

　　財政在應對外部沖擊中大有可為

　　在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中，找到自身發展的確定性，要有戰略思維和憂患意識，居安思危、未雨綢繆、有守有攻。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也是應對外部沖擊的中流砥柱，在當前復雜的國際形勢中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必須注重發揮財政的作用。

　　第一，發揮財政的風險分散機制作用。在應對外部沖擊過程中，防風險最有效的方式是分散風險。對于中國經濟整體來說，目前的外部風險沖擊是完全可控的。但對于局部來說，如果不合理分散風險，則可能會造成嚴重后果。合理分散風險是實現風險綜合平衡的藝術，在應對外部沖擊過程中，要綜合平衡國家、企業和個人之間的風險，綜合平衡實體部門與虛擬部門之間的風險，綜合平衡短期與長期的風險。

　　對抗外部沖擊，僅靠政府或某一方面的力量是不夠的，必須發揮多元主體的積極性，這也是我們討論“治理”常有的題中之義。財政在調節各種關系中發揮著基礎性作用，因此也是配置和分散風險的基礎性制度安排。財政通過預算、稅收和財政政策，可以調節政府與市場以及政府與社會的風險配置關系；通過財政體制，還可以調節政府之間的風險配置關系。財政通過上述風險配置關系的調節，形成應對風險沖擊的治理結構，將各種力量的作用發揮到最大，構筑起應對外部沖擊的重要防線。

　　第二，可考慮借鑒“三線建設”思維，強化國家經濟治理核心能力建設。抵御外部風險沖擊、維護國家經濟安全應該有多道防御線。與上世紀60年代“三線建設”的“三線”是地理空間縱深意義上的“三線”不同，我們現在講的新“三線”是經濟形態縱深的概念。從經濟形態縱深來看，“一線”是商品市場和貿易，是傳統上講的“實體經濟”；“二線”是金融市場和匯率，是傳統上講的“虛擬經濟”；而“三線”實際上是國家經濟治理核心能力，表現為經濟動員能力和資源配置能力。“三線”既是“一線”和“二線”的戰略支撐，又是“一線”和“二線”的后臺系統。

　　強化“三線”（國家經濟治理核心能力）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其中財政是樞紐和轉化器。增強國家經濟治理核心能力，表現為增強經濟發展動員能力和經濟資源優化配置能力。利用財政作為政治、經濟和社會的轉化器功能，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和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優勢，并不斷轉化為經濟優勢。因此，構筑國家經濟安全體系，關鍵要完善基本財政制度，更好地發揮財政的轉化功能。

　　第三，在進攻中防守，利用大國財政“合縱連橫”，擴大“統一戰線”。變局中危和機并存，世界經濟發展有不確定性因素，但也有確定性因素，即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是反對逆全球化的。我們一定要在國際經濟較量中，爭取主動權。利用我國的經濟體量和市場優勢等，積極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和貿易相關規則的制定。同時，通過深入開展“一帶一路”建設等，在國際上爭取更多的國家和組織與我們共商、共建、共享。

　　中國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和主張，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同。從財政的角度來說，世界各國之所以能成為命運共同體，關鍵在于各國之間具有共同利益，面臨共同的公共風險。致力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大國財政要主動作為促進形成命運共同體，在國際經濟和財政金融問題上尋求更廣泛的共識，通過合作共贏實現利益最大化和風險最小化。

　　第四，提升風險識別和處置能力，避免“合成謬誤”。在防范外部沖擊中，關鍵在于要避免政策失誤。政府自身能力不足是政策失誤的重要根源，因此需要提高政府的戰略定力、風險識別能力，把握政策措施力度和節奏的精準性，提升政策之間的協調性。

　　防范化解風險，重要的是避免在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的過程中無意中觸發風險鏈中的風險點，同時要對風險進行分隔，防止風險傳遞相互疊加。對政府或財政來說，重要的是觀察而不是出手，不是將所有的風險都攬到政府或財政手中。需要做的是觀察監測微觀領域的風險、個體的風險、各個機構的風險、市場參與者的風險等之間是怎么關聯的，他們的交叉傳遞會不會引發系統性風險或公共風險。發現系統性風險，就要對既有的規則進行完善，通過規則切斷風險在鏈條中的傳遞，避免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

　　在防風險的過程中，從某個部門或者從局部來看，一項措施可能是對的。但是各個部門或者各個方面從自身角度認為是對的措施整合在一起，從整體和長遠來看則很可能是錯的。這就是風險管理的“合成謬誤”。避免風險管理“合成謬誤”的關鍵在于，要通過推動相關改革，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實現風險管理在更高層次上的統籌，避免防風險“各守一攤”，要分工協同行動，對每個部門出臺的改革和政策事項都應該進行公共風險評估，防患于未然。（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 劉尚希 傅志華 李成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