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改革開放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起步，已經走過40年光陰。40年的成就有目共睹，40年的經驗彌足珍貴。在一系列成就和經驗當中，股份制改革無疑是十分重要的一項。股份制改革不僅鞏固了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搞活了國有企業，而且推動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激發了市場活力。回顧這一改革歷程，把握它的歷史邏輯，有助于深化對股份制改革的理解，在新時代繼續將改革進行到底。

　　經濟改革在農村率先破題

　　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78年以前，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在這段時間里，雖然我國經濟也在發展，但同一時期，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的變化更加明顯，一個重要原因是它們利用了市場經濟的力量，走上了開放道路。于是人們開始認識到，只有轉向改革開放，才能實現經濟加速發展。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以此為起點，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在改革開放初期主要進行了三項具有重要影響的改革：

　　一是實行農村家庭承包制。盡管20世紀60年代初，在某些地方農民嘗試實行家庭承包制，但不久就被取消了，因為這與人民公社制度不能并存。20世紀70年代末，在改革的旗幟下，在安徽、四川等省份，農民自發地組織起來實行“大包干”，也就是家庭承包制。家庭承包制得到一些地方黨委和政府的支持，快速推廣開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農村出現了新的氣象。

　　二是興辦鄉鎮企業。農村家庭承包制推廣后，一部分農民考慮到農村有富余勞動力，便產生了興辦鄉鎮企業的想法。市場缺少什么，他們就生產什么、銷售什么。技術工人不足，他們便到城市中去尋找退休工人，聘他們來鄉鎮企業傳授技術和指導生產。很快，在交通比較方便的農村，鄉鎮企業不僅得到較快發展，而且興起了一些規模較大的工廠。更意想不到的是，在鄉鎮企業成長的同時，有些地方還涌現出一批鄉鎮企業家。

　　三是建立經濟特區。為了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1980年，黨中央決定興辦深圳、珠海、汕頭、廈門4個經濟特區，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發揮對全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窗口和示范作用。經濟特區的建立，使改革和開放的速度大大加快了。

　　這三項改革好像給平靜的湖面投下了三塊大石頭，激起陣陣波浪。從1979年到1984年短短5年間，我國經濟開始出現一些重大變化。比如，憑票供應的時代結束了，農貿市場中的商品日益豐富，雞鴨魚肉、糧食蔬菜水果應有盡有。又如，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以后，建筑材料、紡織品、食品等許多商品被生產出來。在火車上、輪船上、長途汽車上擠滿了手拎著大包小包的農民模樣的人，他們是鄉鎮企業派出的推銷員，大包小包里裝的是商品樣本。于是，在大一統的計劃市場以外，出現了鄉鎮企業商品市場，大一統的計劃市場被打破了。甚至像鋼材、煤炭、五金制品，在農貿市場上也能買到。再如，經濟特區的發展速度大大超過了香港。尤其是在深圳，一棟棟高樓、一座座工廠、一條條馬路、一片片商業區和住宅的建成，都體現出特區速度，這使得經濟特區的勞動者、經營者、投資者感到無比驕傲。

　　改革重心向城市轉移

　　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進一步貫徹執行對內搞活經濟、對外實行開放的方針，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以利于更好地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這宣告改革的重心向城市轉移。

　　這時提出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步伐，是不是農村會被忽視呢？并非如此。農村家庭承包制這時已經在全國范圍推廣，農民生活已初步改善，多種經營也逐漸被一些條件較好的縣、鄉、村所關注。此外，鄉鎮企業這時也開始重新組合，成為農民提高收入的重要生產方式。可以說，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農村改革已經步入正軌，城市改革自然而然地成為改革的重心。這是形勢使然。把改革重心轉向城市，當時至少有三個考慮。

　　第一，城市是我國經濟的重點。因為國有大型企業都設在城市，如果不從體制方面著手改革，很難從計劃經濟體制過渡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第二，我國不僅應當從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且應當提高經濟的開放度。提高經濟開放度應當從一些條件較好的沿海城市或內地交通要道邊上的大中型城市著手。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歷史文化因素決定的。

　　第三，從我國國情出發，就業問題在長時期內將一直是我國最大的民生問題。不深化城市改革，不僅城市發展不起來，而且農村的富余勞動力也找不到就業出路。只要城市繁榮了，日積月累，就業人數就會越來越多，社會就會更加穩定。

　　因此，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把改革的重心轉向城市，是符合實際的。

　　股份制改革思路逐漸清晰

　　怎樣對城市和工業、商業、采礦業、交通運輸業進行重大改革呢？這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熱門話題。在改革主線或者說優先次序問題上，經濟學界主要有兩種主張。

　　一種是把價格改革放在首位。持這一觀點的經濟學家主張仿照1949年西德的改革，全面放開價格，接受市場的價格波動。他們認為，西德的價格放開已被實踐證明是有效的范例。價格放開以后，經濟可能會亂一陣，但過一段時間就會轉入復蘇，再轉入繁榮。這種改革思路又被稱作“休克療法”。

　　另一種是把產權改革放在首位。持這一觀點的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不能照搬西德經驗，因為西德以私營企業為主，在市場經濟中能夠適應價格改革的私營企業會繼續存在并發展壯大，不能適應價格改革的企業會被淘汰或者被改組、兼并。中國的情況與西德完全不同。西德的企業是私營企業，而中國的企業主要是國有企業。在計劃經濟體制之下，國有企業不是真正的市場主體，不可能因價格放開而變得靈活。放開價格后，西德企業通過重組、兼并再次獲得新生的經驗，也不適用于當時的中國國有企業。如果價格一下子放開，中國的國有企業和國民經濟很可能會遭受到難以挽回的重大損失。1986年4月，我提出了所有制改革是改革的關鍵的主張：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于價格改革的失敗，但經濟改革的成功并不取決于價格改革，而取決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業體制的改革。這是因為，價格改革主要是創造一個適宜于競爭發展的環境，而所有制改革或企業體制改革才真正涉及利益、責任、刺激、動力等問題。

　　實際上，僅僅是關于全面放開價格的傳言就給我國經濟帶來了很大沖擊。在1988年夏季，出現了擠兌和搶購風潮，引起經濟較大波動。因此，適用于我國工業和企業的改革思路不是首先推動價格改革，而只能是首先推動產權改革。產權改革的主要內容包括產權界定、產權清晰和股份制改造。這說起來容易，實際上每一個環節都包含了大量工作。

　　一個富有創造性的做法：存量不動、增量先行

　　把股份制改革的思路付諸實施遠不是那么簡單的。經濟學界有人認為，股份制改革就是私有化，就是把新中國成立30多年來所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國有企業變為私有企業。他們認為，小企業特別是一般輕工業企業可以走股份制的道路，因為它們是小企業，國有企業特別是國有大型企業則不能改制為股份制企業。

　　這種情況直到1992年春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在報刊上公開發表以后才發生變化。鄧小平同志明確提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1992年，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后股份制開始積極試點。1997年，黨的十五大正式提出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不能籠統地說股份制是公有還是私有，關鍵看控股權掌握在誰手中。國家和集體控股，具有明顯的公有性，有利于擴大公有資本的支配范圍，增強公有制的主體作用。”這無疑是理論上的重大突破。它明確了通過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革，通過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和企業中法人治理結構的完善，股份制企業作為一種企業形式能夠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相統一。于是，理論界一部分人對股份制性質的質疑就逐漸消失了。

　　但國有大企業的股份制改革仍面臨難題。例如，國有大企業的資產在改制過程中會不會被知情者個人或相關知情人以不同方式私吞呢？這種情形不是沒有可能發生。于是，在股份制改革實踐中，我國創造性地采取了“存量不動、增量先行”的做法。這就是說，國有大企業的股份分為兩類，一類是非流通股，即“存量不動”；另一類是流通股，即“增量先行”。這樣，國有大企業終于走上了股份制改革道路。

　　為了便于更多的企業包括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企業和純粹的民營企業能夠上市，有必要及時制定證券法。1998年12月，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以高票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我國的股份制改革和企業上市從此有法可依了。

　　一個根本性舉措：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存量不動、增量先行”的做法雖然為股份制改革開辟了通道，但也帶來新的問題，這就是：在國有大企業的股份構成中，非流通股所占比重過大，即人們所說的存量過大。這樣一來，即使國有大企業成為上市公司，股東會也開不起來，董事會上只有一種聲音，即絕對控股的國有大企業的聲音。在證券市場上，有些散戶買了上市國有大企業發行的股票，但散戶的股票起不了任何作用。換句話說，上市的國有大企業只取得了融資，但由于非流通股數額巨大，企業的運行機制沒有改變，依然活力不足。

　　1998年證券法通過后，中國股份制的第二次改革就接著展開了。這次改革的目的是把數額巨大的非流通股變為流通股，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按照“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要求，對國有大中型企業實行規范的公司制改革，使企業成為適應市場的法人實體和競爭主體。具體做法是：非流通股持有者給流通股持有者一定補償；國家按投入企業的資本額享有所有者權益，對企業的債務承擔有限責任，企業依法自主經營、自負盈虧；除極少數必須由國家獨資經營的企業外，積極推行股份制，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

　　為什么在非流通股上市前要給流通股持有者一定補償？這是因為，當初國有大企業上市時，在招股說明書上曾作過非流通股暫不上市的承諾。這等于是一種“要約”，必須遵守。現在非流通股要上市了，違背了當初的承諾，所以要取得流通股持有者的諒解，給予補償是合情合理的。至于給每個流通股持有人多少補償，則由市場根據上市企業的效益好壞來決定。中國股份制的第二次改革終于成功，這是政府和企業界、證券界、經濟學界共同努力的結果。

　　面向新時代繼續深化股份制改革

　　股份制改革的成功，展現了從實踐突破到認識突破、再到新的實踐突破和新的認識突破，并不斷循環往復、達到新的實踐和認識高度的歷史邏輯。它說明，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就能找到改革的正確方向，就能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股份制改革的成功，用實踐證明了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能夠成功結合，建立起現代企業制度的國有企業能夠很好地適應市場競爭環境，在同其他市場主體競爭與合作中煥發活力、做大做強，成為推進國家現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正如習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國有企業發展取得巨大成就。我國國有企業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科技進步、國防建設、民生改善作出了歷史性貢獻，功勛卓著，功不可沒。”股份制改革的成功，還充分顯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堅持黨的領導，堅持正確的指導思想，堅持人民的主體地位，就能激發社會活力、凝聚改革共識，形成推動改革的巨大合力。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我國國有企業在股份制改革方面取得了新的重大突破：將國有企業分為商業類和公益類，實行分類改革；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依法依規建立和完善出資人監管權力和責任清單，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明確提出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從而明顯加快了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步伐，已經實現電力、石油、天然氣、鐵路、民航、電信、軍工等七大重要領域全覆蓋；明確提出堅持建立中國特色現代國有企業制度改革方向，把黨的領導融入公司治理各個環節，把企業黨組織內嵌到公司治理結構之中；等等。這些改革突破，使國有企業形成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結構和靈活高效的市場化經營機制，使國有企業的主業核心競爭力得到快速提升，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中的佼佼者，正在加速向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邁進。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了新時代。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實現經濟由大到強的轉變，仍然需要繼續深化股份制改革。要看到，我們在產權改革和產權保護等方面還有許多工作要做。一定要登高望遠、居安思危，勇于變革、勇于創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滯，勇做新時代改革的推進者。

　　（作者為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資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