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系進入新階段，經貿合作作為中美關系“穩定器”的作用更加重要。美對華貿易逆差直接影響美對華經貿政策。據美方統計，2017年美對華貨物貿易逆差達到3752億美元，占美國全部貨物貿易逆差的46%。以此為由，特朗普政府針對中國對美出口與投資，出臺了多種貿易投資保護主義措施，并對我開展“301調查”、拒絕在反傾銷調查中棄用“替代國”做法等，提出要求中方采取措施將雙邊貿易逆差減少1000億美元。目前美方解決雙邊貿易失衡的思路是不可行的。

　　一、貿易戰不是應對中美貿易失衡問題的可行之法

　　造成中美雙邊貿易失衡的原因是非常復雜的，既有美國儲蓄率過低、財政赤字過大、國際貨幣發鈔國地位（特里芬難題）等決定美國貿易逆差的基本面原因，也有香港轉口、雙邊海關統計計價差異和全球價值鏈導致中國對美出口包含國際轉移價值等夸大雙邊貿易失衡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兩國比較優勢、產業結構、國際分工和國際競爭力等方面的決定性影響。解決雙邊貿易失衡，首先要找準導致失衡的主要原因，對癥下藥，方能取得實效。

　　美方認為導致雙邊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一是中國政府的“不合理、不公平”政策導致中國企業取得的國際競爭優勢，二是源于中國對本國市場的保護。實際上，2017年中國貨物貿易順差總計2.87萬億元人民幣，占GDP比重為3.47%，經常項目差額占GDP的比重2.4%。這說明中國的進出口是比較均衡的，中國的貿易政策與體制并沒有過度追求順差。

　　美方基于上述判斷，對華采取了一系列貿易投資保護措施。一是希望削弱中國對美出口競爭力，減少中國對美出口；二是希望借此迫使中國開放市場，擴大美國對華出口；三是希望加強對美國知識產權的保護，維護美國企業技術領先優勢。

　　美方對華采取貿易保護措施不會給美國“帶回工作機會”。中美貿易總體上互補性遠高于競爭性，中國對美出口產品中相當高比例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對美出口的所謂“高技術產品”大多也只是在華完成勞動密集的增值環節，包含大量的國際轉移價值。從兩國制造業出口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分析，2016年美對中國大陸貨物貿易出口增加值的勞動生產率為15.8萬美元/人，中國對美貨物貿易出口增加值勞動生產率僅為1.71萬美元/人（根據中國全球價值鏈課題組《2010—2016年中美貿易增加值核算報告》有關增加值率及就業測算結果計算），美國是中國的9倍多。如果中國對美出口下降，騰出來的市場空間并不會由美國國內企業占據，更可能被其他發展中經濟體替代，因此并不會給美國帶來勞動密集型的新增就業機會。

　　美方單邊主義的貿易投資保護措施必然會引起中國的反制。盡管中國政府一再表示不愿意打貿易戰，但是正當利益遭到不公正待遇時，中方必須堅決反擊。一旦中美兩個最大的貿易體爆發貿易戰，不僅雙方的企業、消費者利益會受到損害，全球經濟貿易也會被殃及。美國單邊主義的作法對多邊貿易體系將產生嚴重挑戰，產生深遠的惡劣影響。因此，貿易戰沒有贏家，也不能解決雙邊貿易失衡問題。

　　二、中國普惠式開放市場難以解決中美雙邊貿易失衡問題

　　對外開放是中國在全球化背景下加快發展的內在要求。過去40年，中國不斷擴大對外開放，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發展和改革。中國牢牢把握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戰略機遇，成為全球化浪潮中趨利避害的成功典范。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中國將實行高水平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擴大服務業開放，推動形成全面開放的新格局。

　　中國不斷擴大對外開放，給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貿易伙伴帶來了巨大的市場機遇。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是美國出口增長最快的主要市場，美國對華出口占其全部出口的份額從2000年的2.07%上升到7.96%。這主要得益于中國大幅開放市場和進口的快速增長。

　　但是，哪些國家能夠從中國市場獲得更大的利益，取決于其在中國市場的國際競爭力。盡管美國對華出口快速增長，但是美國商品占中國進口市場的份額卻從2000年的9.9%下降到2017年的8.4%，在22類商品中，美國有一半（11類）商品在華進口市場份額出現了下降。尤其是在占中國全部進口34%的第16類商品（機電和音像設備等）中，美國商品份額從10.8%下降到5.4%，下降了一半。在中國的高新技術產品進口中，美國的份額從2001年的16.7%下降到2016年的8.2%，在中國進口額最大的單一商品——芯片市場，擁有世界上最強大芯片產業的美國占比僅4%。影響美國商品在中國進口市場競爭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美國企業方面的因素，也有美國限制對華高技術產品出口等政策方面的因素。美國企業在中國進口市場上相對第三國企業競爭力不夠強，是導致中美貿易失衡持續惡化的重要原因。

　　因此，中國普惠式開放市場對減少美中巨額貿易逆差的作用將是有限的。中國進一步擴大市場準入，將會給包括美國在內的經貿伙伴帶來新的市場機遇。作為WTO成員，一般而言，中國擴大開放的舉措要遵循非歧視原則，因此，中國開放市場帶來的機遇，其他國家的企業和美國企業一樣可以享受。由于美國企業在中國進口市場的主要競爭對手是其他發達經濟體的企業，而不是中國本土企業，如果美國企業自身的競爭力沒有明顯增強，美國不惜開打貿易戰換來的中國普惠式開放市場，只不過是為他人作嫁衣。

　　三、探索構建中美貿易平衡穩定發展的制度安排

　　隨著美國將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對手，中美關系進入戰略博弈的新階段。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不僅事關中國和平發展大局，而且影響全球繁榮穩定。經貿合作“穩定器”在未來中美關系中的作用更為重要，要不斷挖掘兩國合作潛力，擴大兩國共同利益，推動兩國利益深度融合。中美貿易平衡穩定發展，需要構建制度性合作機制。

　　構建中美雙邊自由貿易安排是推動中美經貿關系平衡穩定發展的制度保障。

　　首先，中美自由貿易安排將為雙方企業在對方市場提供更加優惠的待遇。構建中美雙邊自由貿易安排，在兩國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技術合作等方面大幅度消除制度性壁壘，將為中美兩國企業在對方市場獲得穩定的優惠待遇，也是符合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的制度安排。中美兩國經濟結構存在巨大互補性，美國在中國進口市場上的主要競爭對手不是中國本土企業，而是與美國發展階段類似的第三國企業。雙邊自貿安排將為美國企業在中國市場提供優于其競爭對手的待遇，有利于美國企業更好地利用中國市場機遇，提高在中國進口市場的份額，有利于逐步解決中美雙邊貿易失衡問題。

　　其次，中美自貿安排將為中國企業在美貿易投資活動提供穩定的制度環境。美國外資安全審查機制不透明，動輒依據國內法規發起單邊貿易保護措施，并且把中國企業當作主要對象，是影響我國企業對投資和貿易活動的最大不確定性因素。中美自貿安排不僅將為中國企業在美國市場上提供更加開放優惠的待遇，而且有利于降低中國企業對美貿易投資活動的政策風險。

　　第三，中美自貿安排將有利于釋放中美互利合作的巨大潛力。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消費升級、產業結構升級和綠色轉型發展將為美國企業提供巨大的市場機遇，美國提升基礎設施、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等也將為中國企業提供新的合作機遇。構建中美自貿安排，不僅有利于化解當前中美經貿關系中的突出問題，也有利于釋放兩國互利合作的巨大潛力。

　　因此，中美雙邊都應該從穩定中美關系的大局出發，盡快將自由貿易安排的談判工作提上日程，盡早啟動可行性研究與談判工作。中美雙邊投資協定談判（BIT）已經有較好基礎，可以從恢復BIT談判入手，分階段構建中美雙邊自由貿易區。（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隆國強 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