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北京1月15日訊 珠江水濤濤入海，伶仃洋碧波萬頃。2017年，繼全國兩會期間“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建設首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之后，《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在香港簽署，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一地兩檢”合作安排獲批，港珠澳大橋通車在即……南中國迎來“粵港澳大灣區”元年。

　　6800萬常住人口、5.65萬平方公里廣闊天地，堪與世界級灣區媲美的經濟總量與增速……由珠三角9個城市和香港、澳門組成，地處“廣佛肇”、“深莞惠”和“珠中江”三大城市群以及香港、澳門深度融合區域的粵港澳大灣區，已是最具發展空間和潛力的世界級經濟區域，隨著國際一流灣區與世界級城市群建設的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將成為更具活力的經濟區、宜居宜業宜游的優質生活圈和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的示范區。

　　最具想象空間的“大灣區”

　　十多年前，香港人黃競從香港理工大學畢業后，北上深圳從事家居設計業。這些年他在深圳羅湖與南山創辦設計空間，頻繁往來于深圳、香港、米蘭、東京等地，將國際頂尖設計資源持續不斷地帶入深圳。

　　像黃競這樣生活在深港雙城乃至粵港澳三地的青年創客，何止千千萬。不久的將來，隨著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穗莞深城際軌道、深中通道、虎門二橋、香港國際機場第三跑道等大型交通工程的陸續啟用，粵港澳大灣區形成“一小時生活圈”，他們將成為實實在在的受益者。

　　創客在城市間奔波，如同尋找機會的“都市候鳥”。在產業基礎十分雄厚、產業分工相對明確、內部往來日益密切的粵港澳大灣區，區域要素的快速流通已成常態。在廣東省委黨校教授陳鴻宇看來，正是無障礙的市場要素流通，發達的市場網絡、交通網絡與信息網絡，強大的瀕海產業集群，大規模的城市群，共同構筑起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基礎。

　　改革開放以來，粵港澳三地緊密分工合作、優勢互補，至今已形成參與國際競爭的眾多優勢：制造業基礎扎實，是久負盛名的“世界工廠”，正向先進制造業升級；擁有全球最繁忙的港口群和機場群，客貨運量都位居全球前列；金融、科技、物流等高端服務業快速發展，形成與制造業“雙輪驅動”的現代產業體系；以香港、廣州、深圳為“三核”的城市群，已在產業和功能分工上形成秩序，被世界銀行報告評為“東亞最大的城市連綿區”；形成了“一國、兩制、三關稅區”的多元制度格局，為對接國際經濟合作提供了靈活的制度安排。

　　數據顯示，城市群和瀕海產業結合形成的“灣區經濟”，已成為推動我國乃至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目前，全球60%的經濟總量集中在入海口，75%的大城市、70%的工業資本和人口集中在距海岸100公里的“灣區”。陳鴻宇研究發現，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大背景下，三大世界級灣區——東京灣區、紐約灣區和舊金山灣區經歷了由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和創新經濟的過渡，已經形成以服務業或信息產業為主導的產業體系。而且，三大世界級灣區今天已是“高等級基礎設施交匯的樞紐”、“高等級功能的集聚體”與“高價值產業鏈的平臺”。

　　陳鴻宇認為，與三大世界級灣區相比，粵港澳大灣區在“高端”與“質量型發展”上，仍有較大差距。據統計，在產業結構上，粵港澳大灣區第三產業占比為62%，遠低于東京灣區、紐約灣區和舊金山灣區的80%、89.5%和82%；在地均GDP上，粵港澳大灣區為每平方公里1.65億元，東京灣區、紐約灣區和舊金山灣區的這一數值則分別為3.44億元、4.60億元和3.09億元。但是，“粵港澳人口眾多、地域寬廣、經濟腹地遼闊，地區生產總值已超越舊金山灣區，再加上深圳等城市引領的創新經濟異彩紛呈，無疑是‘最具想象空間與發展潛力’的灣區”。

　　灣區融合：破壁、提質、降耗

　　在獅子洋與內伶仃洋交匯處的深圳大空港地區，去年9月啟動建設的全球最大會展中心——深圳國際會展中心項目目前已進入鋼結構主體屋面施工階段。施工現場如一片鋼結構森林，19個標準展廳呈魚骨式排布徐徐展開，蔚為壯觀。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宋丁認為，建成后的深圳國際會展中心將串起深圳西部海岸線，匯聚商務、金融、貿易、物流等產業要素，成為延展前海自貿區優勢、銜接東莞濱海新區、聯動廣東南沙自貿區、帶動珠江口東岸增長的強勁引擎。“因為轄區土地匱乏，發展空間受限，深圳早早就把目光伸向灣區，重視對260公里海岸線的戰略開發與布局，是深圳探索大灣區融合的經驗之一。”

　　“在改革開放的大環境中，以市場力量為主導，城市之間與企業之間充分競合，是30多年來推動珠三角迅速崛起的根本原因。”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理事長、原深圳市委常委張思平說，今天粵港澳大灣區仍要推進大融合，并借此尋求資源合理配置、降低成本提升效率、釋放更強功能。

　　在產城集聚的規模效應下，打破現有體制機制壁壘，繼續推動互聯互通，共享全要素無障礙流通帶來的高效與便利，最大程度地降低交易成本，是大灣區企業所盼。在廣深港三地從事科技企業孵化的松禾資本合伙人張云鵬說，“在資質互認、協議落實、金融合作等與營商密切相關的微觀活動上，現有部分體制機制已經形成難以突破的‘天花板’和‘玻璃門’，直接阻礙了企業經營發展，也不利于粵港澳成為‘團體冠軍’，三地要破除阻力實現充分對接，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即將發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是粵港澳三地專家熱議的焦點。張思平認為，理想中的規劃應以市場為主導，鼓勵競爭、激發活力，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和城市區域發展規律，總結珠三角近年來高速發展的寶貴經驗；從內容上看，不能僅僅是個城市區域空間發展規劃、產業合作規劃或城市群內部基礎設施發展規劃，而應該是涵蓋經濟、社會、生態、文化、城市基礎設施等全方位的綜合發展戰略規劃；哈工大(深圳)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唐杰表示，可在更大范圍和空間尺度上制定規劃，讓粵東西北部分欠發達地區加入進來，疏解已經高度密集的珠三角經濟，推動全域均衡發展。

　　張思平理想中的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個無邊界共同體”，“在堅持‘一國兩制’基本原則下，形成共識、大膽改革，打破粵港澳大灣區現存的隔離，直至取消邊界，打造全球一流的大灣區經濟社會共同體”。

　　共譜“一帶一路”新篇章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粵港兩地形成了“前店后廠”的雙贏合作模式：港商北上帶來資金、技術和國外市場，珠三角提供土地和勞動力，雙方優勢的結合推動了珠三角的工業化，也推動了香港在全球供應鏈管理層級上的躍升。時移世易，珠三角成本上升、產業結構調整，粵港澳原有的合作模式發生改變，廣州、深圳等城市實力迅速攀升，與香港共同構成粵港澳大灣區的“三核”。

　　“多年競合中，廣深港形成了一定的錯位發展格局：香港在珠三角對外聯系網絡中扮演重要角色，廣州集中了眾多央企、國企、跨國公司的華南分支機構，深圳匯聚了大量民營企業、創新實體的總部。”廣東省規劃設計研究院總工程師馬向明說,“廣深港的關系有了微妙的變化。如何重建‘三核’的共贏合作模式，減少無序競爭和資源內耗，充分發揮引領帶動作用，是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的關鍵”。

　　“港澳發展仍然具有很多有利條件和獨特優勢。”中山大學教授陳廣漢說。以香港為例，香港是重要的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是連接內地和國際市場的重要中介，是國家“引進來”、“走出去”的雙向服務平臺。更為重要的是，香港享有“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不僅能夠分享內地的廣闊市場和發展機遇，而且經常作為國家對外開放“先行先試”的試驗場，占得發展先機。香港只要鞏固和提升這些優勢，就可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合作中把握機遇，促進本地創新創業，開發新的增長點。

　　陳鴻宇認為，在產業合作上，深圳、廣州的創新企業要走向“一帶一路”，可能需要香港在項目投融資、會計審計、法律仲裁等方面的服務，而內地互聯網技術的進步也可以推進香港相關產業在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等領域的發展。“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之一，粵港澳大灣區將成為‘一帶一路’最重要的門戶樞紐。伴隨著越來越多內地企業走向‘一帶一路’，香港作為‘超級聯系人’將在高端服務業領域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共謀‘一帶一路’的廣闊市場，粵港澳大灣區將大有可為。”

　　創新驅動促進粵港澳深度融合

　　今天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條件和路徑已經不同于世界上的其它著名灣區，在經濟全球化、信息化不斷深化的大背景下，區域經濟中心、經濟腹地和經濟網絡的互動關系呈現出新的特征，灣區經濟的比較標準也發生了新的變化：一是不同灣區經濟間的比較不在于大，而在于強；不在于規模，而在于質量；不在于單體城市，而在于灣區城市群和產業圈的集聚和擴散能力。二是大灣區城市群必然表現為“多圈、多核、疊合、共生”的“大都市區”以至“大都市連綿帶”的形態，對更大區域的“引領”功能是通過城市群整體合作來實現的，而不僅僅靠單體城市來實現。三是決定大灣區城市群質量的因素，首先取決于要素集聚和流轉的交通、市場、信息三層網絡疊合的密度與厚度，灣區各核心城市必須充分開放，融入扁平化、多節點的網絡結構。

　　與其它世界級灣區比較，粵港澳大灣區在人口聚集、建成區規模、基礎設施建設等“硬件”方面的差距不大，但在國際影響力、服務功能、創新能力、環境品質等“軟件”方面還存在較大差距。共建粵港澳大灣區的關鍵，在于促進灣區人力、資金、科技、信息等要素的全方位流動和全球化配置，使整個灣區的“多核、多圈”聚合成更高能級的“新核心區”，使核心城市成為全球化配置資源的加速器、催化器和放大器，以謀取更大的整體利益。因此，通過創新驅動，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內部各個經濟圈和城市集群間的 “軟件”對接和融合，就顯得特別重要。

　　一是努力深化粵港澳間的協調機制對接。目前粵港澳合作中“兩制”的差異較為突出，跨境執法依據、職業資格認證、金融保險規則、 檢驗檢疫標準等各異，成為三地合作的制度障礙。建議進一步細化中央政府與粵港澳三地政府間的協調機制和制度安排，在大灣區設立常設性的辦事機構，負責處理日常事務；進一步梳理落實CEPA協議及各項補充協議，對港澳居民進入內地開展專業服務實行負面清單管理，簡化管控程序，優化審批流程；支持粵港澳工商企業界、專業服務界、學術界等社會各界加強交流與合作，共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研究機構。

　　二是努力深化粵港澳間的運行規則對接。爭取國家賦予粵港澳大灣區先行先試對接國際通行規則的權限，作為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區；探索三個獨立關稅區之間的通關、貨物查驗監管、人員往來方式便利化的具體實施辦法，優化通關政策和安排，提升人流貨流通關效率；努力推進專業服務行業在體制及規管方面的對接，組織行業公會、協會、商會共同制定區域行業規則，細化相應法律法規的實施細則，制定行業服務標準，承擔資格認定事項，

　　三是努力深化粵港澳間的創新資源對接。建議設立“廣州-深圳-香港-澳門科技創新走廊”協調機構，支持港澳和內地共建科技園，鼓勵港澳大學、研究機構聯合海外研發團隊，在大灣區建立產業研究院、孵化器；設立專項基金，引導支持港澳資金進入珠三角興辦創投、風投機構。將粵港澳大學聯盟實體化，鼓勵港澳大學與內地共享優質教育資源，鼓勵內地大學到港澳設立教學和研究機構。為消除信息壁壘，要盡快建立粵港澳三地政府科技部門、高校、研究院所、企業共建共享的科技創新信息、科研成果應用轉化大數據平臺，建立知識產權、資質互認、電子商務、公司和個人信用等全社會共建共享大數據平臺。（作者系中共廣東省委黨校原副校長、教授陳鴻宇）

　　廣州是我國國家中心城市之一，也是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城市之一，近年來廣州發展呈現出門戶城市的特點。圖為廣州中心城區夜景。本報記者喻劍攝

　　深圳是我國改革開放的窗口，全國性經濟中心和國際化城市，也是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城市之一。圖為深圳福田中心區一景。本報記者 喻劍攝

　　深圳是我國改革開放的窗口，全國性經濟中心和國際化城市，也是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城市之一。圖為深圳福田中心區附近的向日葵花園一景。本報記者 喻劍攝

　　深圳是我國改革開放的窗口，全國性經濟中心和國際化城市，也是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城市之一。圖為深圳福田中心區附近的向日葵花園一景。本報記者 喻劍攝

　　從珠海橫琴新區磨刀門水道附近眺望，珠海澳門美景盡收眼底。本報記者 喻劍攝

　　從珠海橫琴新區磨刀門水道附近眺望，珠海澳門美景盡收眼底。本報記者 喻劍攝

　　珠海橫琴新區正在如火如荼地開展基礎設施建設。本報記者 喻劍攝

從珠海橫琴新區磨刀門水道附近眺望，珠海澳門美景盡收眼底。本報記者 喻劍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