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底線》播出，這部劇以人民法院工作為背景，圍繞一宗宗司法案件，講述了三代法院人發揚法院優良傳統，投身司法事業，堅守司法、道德、人性的底線的故事。我們可以進入劇中的庭審現場，以劇中方遠法官審理的“主播猝死案”為視角，從當下新業態從業者的現實角度，探尋這起案件背后的法律知識。

　　網絡主播、外賣小哥

　　這些新興職業有何法律特點

　　劇中，星城區法院立案大廳里突然沖進來一位母親，她的女兒駱優優是咔吧咔吧公司的網絡主播，不幸在一次直播的過程中猝死，她要求確認女兒與公司存在勞動關系并主張經濟賠償。咔吧咔吧公司表示愿意補償6萬元，但駱優優母親稱女兒是累死在直播間的，補償太少無法接受。星城區法院所在的榕州市，網絡直播行業發展迅速，網絡直播帶來經濟利益的同時也出現了很多新問題和新糾紛，以劇中涉及的網絡直播為例，新業態勞動用工與傳統的勞動關系有哪些不同？

　　法律解讀：

　　在“互聯網+”的推動下，數字平臺已成為經濟社會運行和產業創新發展的重要載體。平臺經濟的發展和活躍也創造了新的勞動領域，相關行業的就業方式和勞動關系也隨之發生改變，網絡主播、外賣小哥、網約車司機等都是新業態下產生的新職業。

　　對于新業態用工與傳統的勞動關系的區別，首先，從勞動給付方式來看。傳統勞動關系中，勞動者提供勞動力，由用人單位提供勞動工具、勞動場所等生產資料。而網絡直播用工中，部分主播自行準備網絡直播設備、場所，簽約的網絡公司主要是為主播提供直播的平臺；也有部分主播與網絡公司簽訂了書面勞動合同，主播辦理了入職手續，平時網絡公司提供直播場地、直播工具、策劃文案，主播在直播中展示商品、提供勞動，雙方建立了事實勞動關系。

　　其次，從雙方的從屬性來看。傳統勞動關系的勞動者接受用人單位指派工作，接受單位規章制度的約束和管理，遵守用工時間，工作場所相對固定，從屬性較強。而在網絡直播用工中：部分主播可以自行安排直播內容、工作時間、時長、地點，所獲收益也主要取決于直播人氣、禮物提成等，具有較強的獨立性，此類主播與平臺之間的人身、經濟從屬性均較弱；也有部分主播是“打卡上班族”，接受網絡公司的考勤、獎懲等日常勞動管理，遵守網絡公司的規章制度，雙方約定了明確的底薪+提成的計薪模式，人身、經濟從屬性均較強。

　　劇中，駱優優所從事的網絡主播即屬于新業態用工的一種方式，劇中咔吧咔吧公司對主播提出了較嚴格的要求和限制，而在現實生活中很多網絡主播自行安排直播內容，與網絡機構、直播平臺從屬性較弱。此外，部分網約車司機、外賣小哥等通過平臺獲取消費者訂單需求，自行決定是否接單以及工作地點和時長，均體現了與傳統勞動方式的不同，屬于新業態勞動方式。當然，新業態用工模式下也可以建立勞動關系，同一平臺中的不同從業者與平臺之間法律關系也可能不同，可見具體的法律關系因案而異。

　　是不是勞動關系

　　不能光看合同抬頭

　　法官助理周亦安告知駱優優母親，勞動仲裁委員會認定駱優優不是公司的員工。駱優優與公司之間簽訂的是經紀合同，而非勞動合同。最高院的法官助理葉芯假扮主播前往咔吧咔吧公司應聘，卻發現主播并不是自由的，公司要求主播上班打卡、連播15小時不休息、通宵復盤數據等。網絡直播用工中，網絡主播通常選擇與一些能提供平臺資源的網絡公司、機構簽約，在沒有簽訂勞動合同時，雙方之間的合同關系應該如何認定？

　　法律解讀：

　　在司法實踐中，新業態勞動糾紛案件的核心問題在于能否認定雙方存在勞動關系。以網絡直播用工為例，是否成立勞動關系將直接影響雙方的權利義務，在勞動關系成立的條件下，網絡主播將享有勞動合同中為勞動者設定的工時保護、解雇保護、工傷待遇等一系列勞動權益。

　　而當前認定為雙方存在勞動關系的現實困境在于：第一，雙方訂立勞動合同需要具備合意，而在現實生活中，很多合同是以《合作協議》《代理協議》等為名，甚至在合同中約定雙方為“友好合作，共同獲益”，網絡直播公司通常據此主張雙方之間并不存在建立勞動關系的合意；第二，從傳統視角來看，勞動關系的認定具備一定的要件，其中包括存在人身從屬性及經濟從屬性。而網絡直播用工與傳統勞動關系的很大不同就在于，部分網絡主播與網絡機構之間的關系較為松散，從屬性較弱，往往不符合傳統勞動關系的認定標準。第三，網絡直播行業發展迅速與法律規定的滯后性之間產生一定的法律盲區，現行的勞動法律規定難以對不斷涌現的非標準勞動關系進行統一規制，實踐中個案情形差異較大，對靈活判斷法律關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05年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發布《關于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對沒有簽訂書面勞動合同時如何認定存在勞動關系做出規定，目前司法實踐中仍以此作為判斷事實勞動關系的依據。《通知》第一條規定，用人單位招用勞動者未訂立書面勞動合同，但同時具備下列情形的，勞動關系成立：（一）用人單位和勞動者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的主體資格；（二）用人單位依法制定的各項勞動規章制度適用于勞動者，勞動者受用人單位的勞動管理，從事用人單位安排的有報酬的勞動；（三）勞動者提供的勞動是用人單位業務的組成部分。

　　司法裁判中需根據案件具體情形，對當事人之間建立法律關系的性質進行實質判斷。通常情況下，網絡主播與平臺方的法律關系有兩類。一類是合伙分成模式，雙方之間是平等的民事關系，雙方間權利義務不適用勞動法調整。比如，合同中未約定直播內容、時段、地點，公司對主播不進行管理、不支付勞動報酬，主播在第三方直播平臺上直播，收入來自直播熱度、粉絲打賞等，雙方按照約定比例進行收益分配。一名主播可以同時與多家網絡公司進行合作，網絡公司就此對主播不作約束。那么，此情況下主播具有較強的自主性，雙方之間不構成勞動關系。

　　第二類則是主播成為公司的員工，受網絡公司管理，由網絡公司向其支付勞動報酬，雙方之間的權利義務受勞動法調整。比如，網絡主播在公司的直播間直播，所售產品、內容、時間由公司安排，勞動報酬由公司發放，即便雙方簽訂的合同名稱并非勞動合同，但并未改變雙方之間人身、經濟上的從屬性，應認定雙方存在勞動關系。

　　這也就是劇中方法官所在的合議庭，結合駱優優的工作場所、工資發放、制度管理等因素，確認雙方之間并非相互獨立、平等的關系，而是存在管理與被管理的從屬性質的關系，符合勞動關系的法律特征，最終認定駱優優與咔吧咔吧公司之間存在勞動關系的理由。

　　維護新業態從業者權益

　　多管齊下守護“底線”

　　劇中的榕州市是全國有名的“網紅之城”，常常能見到在路邊手持設備進行直播、在餐廳進行吃播的網絡主播。而作為當地較為大型的網絡直播公司咔吧咔吧公司卻一味追求經濟利益，主播超負荷工作，嚴重損害了勞動者的權益。駱優優去世后公司仍然利用網友對她的吊唁和哀思博得眼球、賺取流量，給網絡直播市場帶來了不良影響。那么，從勞動者、用人單位、立法、司法、行業的角度，應當如何保護勞動者權益，促進網絡直播行業健康有序發展？

　　法律解讀：

　　對于勞動者而言，要提高法律意識，充分了解行業發展情況、公司運營情況、公司文化特點等因素理性選擇職業。在與用人單位簽訂合同前，務必確認合同性質，詳細了解合同中約定的權利義務關系。在工作過程中如權利受到侵害，及時保存相關證據，通過法律途徑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

　　對于網絡直播公司、平臺等新業態企業，要增強社會責任擔當，嚴格規范經營管理。與網絡主播簽約時，明確雙方權利義務，減少用工法律風險，加強溝通協作，為新業態勞動者提供安全、放心的工作環境，保護其合法權益。此外，可以通過構建行業協會等方式，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加強行業內的監督管理，促進行業良性發展。

　　從立法角度，建議適時、逐步出臺包含直播行業等新業態用工相關內容的法律法規及司法解釋，回應互聯網時代的法治需求。及時修訂完善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等與勞動者權益密切相關的法律法規，將新業態用工形式納入法律規范，維護各方主體間的利益平衡。

　　從司法角度，充分發揮司法能動性，適時發布網絡直播行業勞動糾紛的相關指導性案例，促進相關案件裁判尺度統一，結合司法大數據進行相關課題的調研并將調研成果進行轉化。在審判相關案件中，加強釋法說理，加大普法宣傳效果力度，提升勞動者和用人單位的法律意識，從源頭上減少矛盾和沖突。

　　2022年9月9日，我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會同中央網信辦、交通運輸部、市場監管總局、全國總工會就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對多家頭部平臺企業聯合開展行政指導，要求平臺企業進一步落實好政策要求，積極承擔用工責任，切實保障好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

　　新就業形態的出現是社會經濟發展進步的體現，在新生事物出現之始時常會伴隨一些變革和陣痛，正如劇中方遠法官在宣判駱優優案后所述“人不是機器，人有極限，可當公司所有的制度設計完全趨向于利益最大化的方向時，這將是對人和人性的扼殺。” 希望駱優優的悲劇在現實中不再出現，這需要政府、社會、個人一起用法律守住道德的“底線”，守住勞動的“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