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近日寧夏通過了《全民閱讀促進條例》，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應當將公共圖書館、鄉鎮綜合文化站、農家書屋、社區書屋、職工書屋等全民閱讀公共服務設施建設納入城鄉規劃，此舉通過立法的方式，確定提供高效、優質的全民閱讀服務，滿足人民群眾基本閱讀需求，是政府重要職責之一。

　　閱讀是推進國家文明進程的重要手段。近年來，我國的全民閱讀數量和質量雖已有顯著提升，但閱讀人群不夠廣、閱讀困難群體仍然存在、閱讀“碎片化”現象嚴重等問題，仍然制約著全民閱讀的發展。國人閱讀率低，與閱讀氛圍不濃厚有密切關系。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文化建設必須及時跟進，否則，豐盈的物質高地和荒蕪的精神洼地會形成巨大反差。而營造閱讀氛圍、推進社會文化建設不僅需要政府的努力，也需要法律的支撐。從整個民族文化的前景來看，當文化道德的自覺機制無法完成對接，當社會自發的文化力量無法營造濃厚的閱讀氛圍時，不妨試一試以立法推動全民閱讀。將全民閱讀以立法的形式加以完善，無疑能夠倡導更健康的閱讀習慣，使更多人感受閱讀的魅力。

　　讀書是一種最基本的個人化活動，需要明確的是，法律只是為了更好地兌現公民應該享有的文化權利，為讀書創造條件。簡而言之，它是為全民閱讀服務，而不是強行控制閱讀行為。一方面，閱讀立法是對保障公民文化權利的呼應。目前國家在公共閱讀資源上的投入不是多了，而恰恰是少了。以立法的方式，將增加閱讀資源上升為國家意志，或是必要之舉。另一方面，將全民閱讀立法，更多是強調政府為保障國民閱讀的權利應該做什么，而不是國民不閱讀就會受到何種懲罰，比如怎樣解決國民閱讀公共資源和設施不足、不均衡的問題，如何保障未成年人的閱讀時間和閱讀條件等，都有望從制度上得以解決。不少人質疑和批評將全民閱讀納入法律框架，認為這是“法律綁架和強制”、“看上去很美”等等，不能不說這是對全民閱讀立法的誤讀。

　　顯然，倡導全民閱讀立法者的初衷是要解決“想閱讀但無條件閱讀”的問題，而不是解決“不閱讀就要承擔何種責任”的問題。正如專家所述，“閱讀立法并不是強制閱讀，而是屬于政策引導，通過立法來規定政府為閱讀創造的條件，同時增強社會公眾的閱讀意識，從而實現全民閱讀的目的。”那種一見到全民閱讀立法字眼便認為是要追究“不讀者”責任的觀點，無疑是陷入了“法律就是規定‘不能做什么’”的慣性思維中。

　　閱讀不能通過強制來達成，強制的閱讀也失去了閱讀的價值。而立法所要起到的作用只是給讀書創造條件，讓想閱讀的人有條件閱讀，能自由地閱讀。政府加大對讀書資源的投入，讓公眾在閱讀上有了更多選擇。在全民閱讀硬件不足、軟環境還不夠完善的現實情況下，用立法手段保障全民閱讀的權利不僅可行，而且勢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