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伴隨著國產電影的類型化進程，懸疑元素逐漸成為一個吸引觀眾進入影院的強有力的敘事法寶。無論在以觀賞性為核心訴求的主流商業電影中，或是以藝術表達為核心訴求的作者電影中，懸疑元素都變成首選的敘事策略之一。《心理罪》《法醫秦明》《犯罪現場》《沉默的證人》等商業電影中，往往將一樁刑事案件做為故事主線。而作者電影《江湖兒女》（賈樟柯）、《南方車站的聚會》（刁亦男）、《地球最后的夜晚》（畢贛）等，也經常借用懸疑案件的外殼或者加入一些懸疑情節。

　　懸疑這一類型之所以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能同時獲得商業導演和作者導演的青睞，因為這一類型既先天帶有刺激性與觀賞性，同時又具備了能深入人性復雜處的敘事潛力，是一類兼具外在優勢（感官刺激）與內在優勢（人性深度）的復雜類型。

　　從受眾基礎維度看，懸疑電影是一種本身觀眾數量較大、接受度較高的類型；從電影史的縱向角度來看，懸疑案件電影本身就有強大的類型傳統和類型資源；從類型電影經驗移植的橫向角度來看，懸疑電影的類型本土化改造難度不高。同時，這一類型比較容易融合動作、科幻、警匪、喜劇等其他類型，其題材優勢也使其更容易加入作者導演的藝術表達，并納入本土文化及社會現實。

　　外在優勢——

　　刺激性與緊張感

　　查·德里在《論懸疑驚險電影》一書中寫道：此類電影中，存在著一種能夠誘導觀眾處在提心吊膽的緊張情緒中的結構——一種“對立關系展開的敘事結構”，比如 “生/死、善/惡、無辜/有罪、信任/懷疑、投入/超脫、熱烈/冷漠、誠實/欺騙、真實/虛假、揭露/掩蓋、公開/秘密、結合/分裂、有序/混亂、以及重生/毀滅等等”。

　　懸疑案件電影是偵探片與懸疑片的融合雜糅，兩種類型都是強情節的電影類型，可以包含很多戲劇性強烈的情節。從心理感受上來說，案件制造出恐懼壓迫感、懸念則制造出神經緊繃感，二者相結合，可以最大限度調動觀眾的情緒、引發觀眾的好奇心與窺探欲，并制造足夠強烈的感官刺激，這也是懸疑元素具備的先天優勢。

　　案件偵破過程，使創作者更容易建構一個跌宕起伏、引人入勝的故事。偵破案件所必需的邏輯性，也使情節之間需要環環相扣、嚴絲合縫。而懸疑元素制造的重重迷霧，會進一步引發觀眾一探究竟的好奇心。破案過程中的善/惡、正/邪二元對立，也必然激發觀眾心中的正義感，與渴望正義戰勝邪惡的迫切感。

　　在商業電影中，吸引觀眾的注意力、調動觀眾的情緒，本就是創作者們的核心目標，懸疑元素在這一點上具備了天然的優勢。《心理罪之城市之光》中，一件接一件的詭異案件讓整個故事的緊張感在恐怖氛圍中不斷升級，激發起觀眾對于警察盡早抓到兇手的期待。《記憶大師》則借用與科幻類型的融合，將撲朔迷離的案件，如拼圖般一點點揭示出真相，同時將一切放在主角的記憶碎片中，讓觀眾跟隨主角體會那種看到記憶中的罪行卻束手無策的急迫心境。

　　在作者電影中，懸疑案件題材也變得越來越普遍。刁亦男的《白日焰火》借用了黑色電影的外殼，包括故事模式、主角類型與影像風格，對類型敘事資源的借用，反而更清晰地呈現出作者對于人性復雜曖昧的思考，也使這部作品超越了刁亦男之前兩部節奏緩慢、曖昧模糊的藝術電影。

　　內在優勢——

　　人性的深度與復雜

　　優秀的懸疑案件電影，從案件偵破到正義戰勝邪惡，往往是始于人性惡、落于法網恢恢、疏而不漏。讓觀眾通過電影中善/惡、正/邪、罪/罰的二元對立，認識到人性惡之罪與人性善之貴，由此警惕人性之惡。當然，不是所有的懸疑電影都能做到這一點，但也有不少優秀的國產電影創作者，能夠通過對人性復雜性的刻畫，達成對于人性的深刻反思。

　　人的欲望、貪婪、野性、嫉妒、怨恨，都潛藏在人性深處，而犯罪行為則是人性中這些深層陰暗部分不加控制、得到釋放的結果。一個沒有陰影與溝壑的人性，就會像平面一樣一目了然，平淡乏味。對于創作者來說，通過電影探究人性中的陰暗角落與被深深藏匿之物，是一種強有力的誘惑。懸疑案件電影可以通過對罪行動機的探究，來思考人性的復雜糾結。《誤殺》的男主角，本來是一個善良的好人，但為了保護女兒，選擇隱藏真相、制造假象，雖然他犯了法，但觀眾卻會同情認同男主角，并由此對罪惡產生深深地抵觸厭惡。

　　另一些懸疑案件電影，則通過暴力刑事案件，呈現社會現實的復雜性與曖昧性，體現出一定的批判性反思。例如《少年的你》中，案件的深層根源是校園暴力。女主角將同學推下樓導致死亡雖然是意外，但她在那一刻爆發的人性惡意，終究來自她長期作為校園暴力受害者的壓抑心理。在這些電影中，社會問題與個體生命經驗緊密結合在一起，敘事也變得更加生動可信，讓觀眾對于人性的墮落產生警惕。

　　還有一類電影，采用對比的方式，用案件的戲劇性，反襯出人生的平淡與無奈。案件是作為故事背景，主角不是罪犯，而是與案件關系不大的普通小人物。比如《暴雪將至》中苦苦追尋罪犯、卻被警察嫌棄其無用功的工廠保衛科保安，《黑處有什么》中在連環殺人案發生地度過苦悶青春期的女孩。案件的離奇與戲劇性，更加映襯出主人公處境的慘淡與無奈，以及他們對于自己人生的不滿與不甘。

　　曹保平的《烈日灼心》中，曾經犯下的惡行，會不斷在心中發酵，變成一種無處可逃如灼人烈日般的懲罰，無論他們改邪歸正做多少正義的事，都難以逃脫以前的陰影，最終只能以死亡來完成自我救贖。整個故事在環環相扣的戲劇沖突中不斷進行人性與良心的拷問，如同現代版的《罪與罰》，思考罪與救贖這些深層的人性問題。

　　警惕誤區——

　　為了表現深度而夸大陰暗

　　一般而言，懸疑案件類型確實比其他類型更能涵蓋善惡、人性、社會等深層議題，由此成為一個意義衍生場，在給觀眾制造密不透風的感官刺激的同時，又能給觀眾留下深入思考人性與現實的反思空間。懸疑案件電影所包含的人性、道德、倫理困境，是其他題材電影難以企及的獨特之處。

　　雖然懸疑類型具有某種天然的優勢，但也必須看到，有一些質量不高的國產懸疑案件電影陷入了各種創作誤區。其中最常見的問題是為了制造懸念和緊張感而故弄玄虛，設置不符合人性的案件，或通過缺乏邏輯的推理過程破案。好的懸疑案件電影，其外在優勢與內在優勢是互為表里的，破案情節的緊張刺激，與影片想要表達的復雜人性，存在一種有機且緊密的關系。而不成功的懸疑案件電影，這兩者是割裂的，往往為了刺激性而人為制造血腥暴力，為了緊張氛圍而故弄玄虛、刻意制造層層迷局，同時對人性的探究反思也流于表層，要么為了表現人性深度而夸大人性的陰暗變態，要么對犯罪行為的深層人性動機的呈現浮皮潦草。比如《心理罪》結尾，大反派的犯罪動機竟然是因為自己得了某種病，這種對于人性的膚淺呈現，使整個故事徹底脫離現實邏輯與人性邏輯，難以令人信服。

　　作為具有強大生命力的類型敘事策略，又是適合本土電影市場的強勢類型，不難想見，懸疑案件電影將持續得到重視和發展，逐步成為中國電影的重要分支。也正因為如此，需要業界對此種類型做更加深入的研究。確實，懸疑案件電影往往呈現了人性的扭曲、釋放人性的惡意，同時也試圖揭示導致這種人性惡爆發的復雜、深層、多面向的原因，但這樣做的目的，是借此讓觀眾得以反思人性，對人性之惡產生恐懼與警惕，并對美好的人性產生一種向往。

　　（作者劉起，為電影學博士、中國文聯電影藝術中心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