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的731遺址群核心區東南角，坐落著一座形似長盒的黑色建筑——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以下簡稱“陳列館”）新館。“黑盒”既是記載歷史真相的容器，也昭示著被隱藏的歷史真相仍需繼續打撈。

　　731遺址群是世界戰爭史上規模最大、保存最為完整的細菌戰遺址群。1982年，陳列館前身——哈爾濱市平房區文物管理所成立，當地對731遺址群的保護逐漸走上正軌，國內學者對于日本731部隊的調查研究逐漸多了起來。2014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一份反映該遺址群破損情況的報告上作出重要批示，明確要求“應加強修護工作”。由此，731遺址群的保護工作和相關學術研究掀開了新的一頁。

　　修護731遺址群，是為了喚起善良的人們對和平的向往和堅守。30多年來，陳列館對揭露日本731部隊犯罪事實作出了獨有的貢獻，被遮蔽的真相逐漸浮現，被湮滅的證據逐漸明晰。

　　還原歷史是為了銘記歷史，銘記歷史是為了更好地面向未來。經歷了戰爭的人們，更加懂得和平的寶貴。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周年座談會上所說：“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我們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譴責侵略者的殘暴，強調牢記歷史經驗和教訓，不是要延續仇恨，而是要喚起善良的人們對和平的向往和堅守，是要以史為鑒、面向未來，共同珍愛和平、維護和平，讓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讓世界各國人民永享和平安寧。”

　　遺址保護

　　“731遺址群的保護工作掀開了新的一頁”

　　1990年12月，26歲的金成民前來陳列館報到。當時，原731部隊本部大樓的大部分由哈爾濱市第二十五中學管理使用。

　　金成民順著樓梯和走廊來到二樓最東側的一個房間。這里原本是731部隊長石井四郎的辦公室，當時作為陳列館全部7名工作人員的辦公場所。正對的樓下一間是陳列室，上下樓這兩個房間加起來僅170平方米。

　　本部大樓北側，是核心區10多處舊址。1945年8月，731部隊敗逃前夕，為了銷毀罪證、隱瞞罪惡，炸毀了大部分建筑設施。歷經幾十年的風雨侵蝕、凍融損壞等，部分舊址破損嚴重，有些已被挪為他用。

　　國家有關部門和黑龍江省、哈爾濱市曾多次撥款對舊址實施清理、發掘和修繕，并對舊址地表上的部分民房和單位進行遷移。2006年5月，“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舊址”被國務院公布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4月所作的重要批示精神，731遺址群的保護工作掀開了新的一頁。”已于2009年起擔任陳列館館長的金成民介紹，731遺址群修護工作被提上日程：731遺址群核心區改造工作開始實施，731部隊罪證陳列館本部大樓修繕及展覽提升工程正式啟動，陳列館新館開工建設……

　　當年8月，哈爾濱市平房區成立731遺址保護及新館建設指揮部，區委書記和區長任總指揮，啟動環境整治、遺址修護、新館建設、陳列布展和考古勘探等工程。

　　“環境整治主要涉及核心區內700余戶民居和13家企事業單位的搬遷工作。”金成民回憶，“所涉及的居民樓都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建的，樓房老化。搬遷補償方案出臺后，大部分人主動搬了出去。”

　　也有少數居民不想搬遷，指揮部和陳列館派出工作組逐戶上門做思想工作。3個月后，核心區內民居和企事業單位全部搬遷完畢。

　　“搬遷為舊址修護騰出了空間。在國家文物局和原黑龍江省文化廳支持下，核心區13處舊址修護項目得以整體立項。”陳列館遺址保護部主任高玉寶說。

　　對731部隊的指揮中樞——本部大樓的修繕，因大樓墻體顏色長期以來被粉刷成黃色，部分專家認為外墻顏色已不可考，主張維持現有狀況。金成民則力主恢復歷史原狀原貌。

　　從請上世紀50年代在附近工作生活的幾位老人回憶，到赴長春、大連等地調查日偽時期的建筑風格，經多方交互印證，金成民和團隊最終認定本部大樓墻體為清水紅磚色、房頂為綠色鐵皮蓋。

　　2014年5月，由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領銜，多家單位共同對731部隊細菌研制和人體實驗犯罪的核心部門——細菌實驗室及特設監獄遺址（俗稱四方樓）開展考古發掘。

　　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長李陳奇介紹，此次考古發掘不僅對四方樓的格局功能有了全方位了解，還發現了多處爆炸穴點和焚燒掩埋灰坑。這是731部隊銷毀罪證的直接證據——日本戰敗前夕，731部隊炸毀了實驗研究和生產細菌的主要設備，把大部分資料和用品付之一炬。

　　“出土遺物超過千件，在一些灰坑中發現了大量灌滿溶液的玻璃器皿，個別仍可辨認出‘××毒’‘赤痢’等字樣。”李陳奇說，考古發掘活動的介入，豐富了731部隊罪證遺存第一手實物資料，使人體實驗、細菌戰犯罪證據鏈得以補充和完備。

　　占地近1.2萬平方米的陳列館新館于2014年11月開工建設，翌年8月15日完成布展，正式對外開放。

　　在布展中，新館基本陳列堅持以法理思考構建陳展內容。“展覽從序廳開始，侵華日軍細菌戰、731部隊——日本細菌戰大本營、人體實驗、研制細菌武器、實施細菌戰、毀證和審判等六大展覽主題，層層遞進。每一個物證，每一個用詞，每一個版本的語音解說詞，都有國際同行考證校對，確保規范嚴謹。”金成民表示，“看完展覽，相當于讀完了審判日本細菌戰部隊的卷宗。”

　　進入“人體實驗”展廳，映入眼簾的是高3.6米、寬2.5米的3面檔案墻，內容是研究團隊從美國國會圖書館拿到的3份人體實驗報告。檔案墻下方，開放式的抽屜展柜里擺放著檔案仿真復制件和翻譯件，可供觀眾翻閱。

　　“我愿代表日本和平友好人士向中國人民誠摯道歉。”2015年8月，日本歷史學者森正孝參觀陳列館新館后低頭默哀，“我要把侵華日軍731部隊的罪證帶回日本，廣為宣傳，號召國人正視歷史，珍惜和平。”

　　“展覽展示面積從百余平方米擴展到25萬平方米（含遺址群），陳列實物史料從300余件增加到1.05萬件，參觀人次從每年數千人提升到上百萬人次。”金成民介紹，新館自2015年8月15日開放至今，已累計接待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觀眾550萬人次。

　　學術立館

　　“深刻揭露了以731部隊為代表的侵華日軍在中國進行細菌戰和人體實驗的犯罪史實”

　　“日本投降前，731部隊幾乎銷毀和轉移了所有檔案，許多細菌實驗的詳細情況不為人所知。”金成民說，“上世紀80年代初，日本作家森村誠一揭露731部隊犯罪事實的《惡魔的飽食》一書在日本引發強烈震動。而在彼時，因遺址受破壞，加之日本和美國對于這段歷史的刻意遮蔽，中國學者的研究境況并不理想。”

　　從1982年哈爾濱市平房區文物管理所成立伊始，首任負責人韓曉便提出了“學術立館”的理念，至今已伴隨陳列館走過38個春秋。

　　在金成民的記憶里，不論寒暑，韓曉總是獨自騎輛自行車，到周邊鄉下搜集勞工證言和731部隊罪證實物。“731部隊周圍5公里都是特別控制的‘無人區’，勞工成為唯一見證相關情況的中國人。”金成民說，“韓曉先后訪問了190位勞工，其中30多人提供了重要證言。”

　　731部隊對外高度保密，勞工所見所聞有限。“731部隊有多少成員？確切的人體實驗受害者有多少？這兩個繞不過去的基本問題，長期以來學界難以給出精確答案。”金成民說。

　　金成民逐步把重點放到了發掘整理各類原始檔案上。他在學術生涯中的第一項重大成果，當屬1997年“特別移送”檔案的發現。

　　“1938年1月26日，日本關東憲兵隊司令部警務部下發第58號文件，其內容為：憲兵對逮捕的‘犯人’，可在審訊后不經法律程序直接移送到哈爾濱的憲兵隊。1943年再次下發文件，把‘特別移送’人員劃分為‘間諜’和‘思想犯’。”陳列館副館長、哈爾濱市社會科學院731問題國際研究中心主任楊彥君說，“當時的警務部長齋藤美夫證實：所謂‘特別移送’，就是把犯人‘押送到石井四郎的細菌部隊’。”

　　1997年冬天，金成民一頭扎進黑龍江省檔案館，找尋日偽時期的檔案文件。“頭一個月一無所獲，到12月底的時候，竟然找到了一件‘特別移送’檔案。”3個月時間，金成民找出來400多頁近16萬字的“特別移送”檔案。

　　“‘特別移送’檔案的發現，有助于了解人體實驗受害者的確切人數和具體來源。”之后20多年，金成民團隊大量查閱各地檔案館館藏日偽檔案和相關史料。截至目前，共找到731部隊人體實驗受害者1549人。

　　2011年，楊彥君前往美國國會圖書館查閱解密檔案時，找到了石井四郎向美軍提供的大量原始實驗報告書，包括731部隊對細菌戰的總結文件和調查報告。其中最核心的資料，是731部隊成員撰寫的3份解剖報告書，即炭疽菌感染實驗《A報告》，鼻疽菌感染實驗《G報告》，鼠疫菌感染實驗《Q報告》。

　　“3份報告書是能夠證明731部隊開展人體實驗的直接證據。”楊彥君說，“它們詳細記載了731部隊人體實驗的情況，包括解剖數據、彩色解剖圖、器官感染路徑和感染程度等。”

　　隨后，楊彥君所在課題組又多次前往美國和日本查找館藏文檔及民間保存史料，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細菌戰口述史料、美國解密日本細菌戰檔案和日本細菌戰檔案資料三大數據庫，共錄入口述史料100余萬字、檔案文件2.5萬多頁。

　　楊彥君的另一重要學術成果，當屬《關東軍防疫給水部留守名簿》的發現、整理和研究。“731部隊對外稱關東軍防疫給水部。《名簿》詳細記載了731部隊3497人的姓名、出生時間、原籍、編入731部隊時間等信息，涵蓋部隊將官、佐官、技師、雇員等各類成員。”楊彥君說，在此之前，囿于資料不足，大量731部隊核心成員信息鮮為人知。

　　“2015年11月，我們前往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查找資料時，偶然在索引目錄里查閱到《名簿》的調卷目錄信息。因備注有‘要審查’字樣且之前并無調閱記錄，可初步認定，我們拿到的是第一手史料。”楊彥君團隊成員、哈爾濱市社科院副研究員宮文婧介紹。

　　“因資料原文涉及大量人名、地名和時間信息，文字為手寫日文舊體字，且部分人員信息重復，我們足足用了兩年時間才完成整理工作。”宮文婧說，“最終確認《名簿》實有3497人的信息，基本厘清了731部隊的編成狀況、人員構成、人員來源、整體規模等重大基本史實問題。”

　　“在國內學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國對731部隊細菌戰和人體實驗問題的研究，基本形成了以中外館藏檔案、口述歷史、軍事法庭審判材料為核心的較為完備的史料體系。”楊彥君表示。

　　2015年，陳列館與哈爾濱市社科院聯合推出60卷本的“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行實錄”叢書。金成民介紹，這套叢書資料收集工作歷時10年，編撰整理工作歷時兩年，收錄了大量珍貴文獻資料和學術研究成果，其中珍貴文獻檔案2萬余頁，文字量近千萬，“深刻揭露了以731部隊為代表的侵華日軍在中國進行細菌戰和人體實驗的犯罪史實”。

　　“今年還將推出14冊的侵華日軍細菌戰罪行史料文集，這些檔案和研究成果多數是首次公開的新證據、新發現。”金成民說。

　　跨國取證

　　“尋訪過程，也是與日本友人深入溝通交流的過程，是爭取和平力量發展壯大的過程”

　　“接受實驗的人被綁在十字架上，飛機飛過來，投下細菌彈”“戰敗以后，把剩下的實驗者都殺了”……這是來自731部隊日本老兵的證言。

　　“731部隊從出現到覆滅，始終處于‘絕密’狀態。還原歷史真相，需要來自加害者的證言。”上世紀末，金成民多次到日本開展學術交流，見到不少侵華老兵在和平集會上反省，逐漸產生跨國取證的念頭。

　　促使金成民將這一想法付諸實踐的，是原日本憲兵三尾豐的去世。1944年，在中國東北地區當憲兵的三尾豐曾參與“特別移送”，并于1997年在日本東京地方法院作為加害者證人陳述了自己的罪狀。

　　1998年5月，金成民在東京的一次和平活動上見到了三尾豐，并約定下次見面深入探討“特別移送”檔案。“兩個月后我再到日本，卻得知三尾豐已在一周前去世。這讓我意識到，跨國取證已是迫在眉睫，不能再等了。”金成民說。

　　楊彥君介紹，731部隊嚴格規定“不許對外說起關于人體實驗的任何事”。在潰逃前，石井四郎又下了3條訓令：不得講出自己的部隊履歷，不得擔任公職，不得相互聯系——意即“把秘密帶進墳墓”。

　　“讓已經沉默了數十年的原731部隊老兵開口，困難可想而知。”金成民回憶。

　　2000年，在日本友好團體的協助下，一位名叫鈴木進的老兵同意和金成民見面，“第一次見面時，一同前來的還有鈴木進的妻子。一說到關鍵處，妻子就會拉他的手，不讓他繼續講下去。”金成民說。

　　第二年再去日本，金成民提出了單獨見面的請求，鈴木進再三考慮后同意了。在兩小時的長談中，金成民獲得了多段重要證詞。

　　第三次見面時，鈴木進對金成民說：“謝謝您能來聽我講述，自從把這一切說出來后，我總算不做噩夢，能睡個安穩覺了。金先生治好了我的‘病’。”

　　“通過‘交朋友’的方式建立信任關系，是取證成功的關鍵。”金成民說。

　　同樣讓金成民記憶深刻的，是與侵華老兵大川福松的接觸。“他先是答應后又拒絕見面，經過我們爭取，最終同意見面，但提出不講731部隊的過往，且不能錄像拍照。”當天，金成民一行和他寒暄到晚飯時間，“我提出來請他一家到附近餐館吃飯。”

　　席間，大川福松主動提出“不能讓你們白來一趟”。金成民和同事趕忙支起三腳架、打開攝像機，在一個多小時的時間里，聽他講述了參與人體解剖的情況。

　　后來，每次去日本，金成民都盡可能到大川福松家里坐一坐。“2008年，我在他家里看到《關東軍防疫給水部留守名簿》封面和載有他信息的那一頁檔案復印件，這是上世紀80年代大川福松為領取軍人撫恤金去日本厚生省復印得來的。”金成民說，“自那之后，我們開始找尋檔案原件，直到2015年楊彥君查詢到它的下落。”

　　20多年來，金成民及其團隊共尋訪到300多名原731部隊成員，訪談了70多人，其中講出“有效信息”的有40人，存留下200多個小時的影像資料。

　　跨國取證，離不開日本友人的協助支持。“大多情形是先由日本的和平團體和友人做好前期聯系溝通，征得對方同意后我再過去。”金成民說。

　　“為揭露731部隊真相，九旬老人山邊悠喜子已奔走了30多年。”金成民介紹，山邊老人曾參加過東北人民解放軍的前身東北民主聯軍，上世紀50年代回日本后一直在為中日友好事業作貢獻；80年代發起成立了“731部隊展實行委員會”，從1992年至今，已在日本70多個城市巡展，觀眾數量超過百萬人次。

　　“尋訪過程，也是與日本友人深入溝通交流的過程，是爭取和平力量發展壯大的過程。”金成民表示。

　　在731遺址群第二保護區，矗立著一座“謝罪與不戰和平之碑”，系由日本民間友好人士于2011年集資建立。碑文中寫道：“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在中國犯下了世界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國家級罪行。”

　　以史為鑒警示后人，牢記歷史才能更好開創未來。

　　（記者 張藝開 參與采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