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為保護和恢復濕地作出了巨大努力，公眾對于濕地的關注度和保護意識不斷提升，濕地保護受到社會普遍關注。《經濟參考報》記者近期在我國多地調研了解到，盡管我國濕地保護取得了一定成績，但保護法規建設還有提升空間，部分濕地保護區遭過度利用、占用及改造仍時有發生，一些地方濕地保護修復出現“矯枉過正”等問題仍需引起重視。

　　各地不斷探索濕地良性保護模式

　　《經濟參考報》記者近日采訪調研發現，在濕地保護方面，近年來，各地不斷創新思路，通過實施濕地保護工程，出臺濕地保護條例，各地新建了一批濕地自然保護區和濕地公園，進一步完善了我國濕地保護體系。

　　青草綠樹、瀲滟水光、白鷺歡躍湖水間，興隆湖上，水天一色的畫面醉人心田。清晨、傍晚，前來鍛煉的市民絡繹不絕，慢跑、健身，健康的運動生活與湖畔的綠意盎然融為一體，放松于心，陶冶于情……成都興隆湖濕地已經成為朋友圈網紅打卡地。

　　成都崇州榿木河濕地公園近年來也已經成為市民休閑的好去處，天氣晴朗時，榿木河濕地公園人潮涌動，到處是三五朋友結伴或騎行或徒步，河面上的水鳥三三兩兩悠閑自在飛翔，一副人與自然和諧的場面。

　　“現在全國多地對于濕地的保護已經開始重視設計，包括田野的設計，強調可持續和生態保護。榿木河濕地公園尊重了當地的生態，對本地濕地、魚塘的利用，對本地植被的保護。”成都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局有關負責人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說。

　　《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了解到，為了加快建立系統完整的濕地保護修復制度，成都市出臺了《成都市濕地保護修復制度實施方案》，合理劃定納入生態保護紅線的濕地范圍，明確濕地名錄，并落實到具體濕地地塊。

　　位于黑龍江省境內的扎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近年來建立了長效補水機制，黑龍江省每年投入200萬元，齊齊哈爾市和大慶市每年各投入100萬元，從嫩江引水至扎龍濕地，年引水量達2.5億立方米。實施長效補水機制后，蘆葦退化現象得到控制，蘆葦產量、魚類資源逐年恢復，水禽等鳥類的種類數量趨于穩定，并有增加趨勢，濕地生態系統的完整性、持續性和物種多樣性得到了有力保障。

　　《經濟參考報》記者在海口采訪發現，海口東寨港紅樹林自然保護區已是海口濕地旅游的一張名片。由于東寨港紅樹林保護區所在地域人口密度高，周邊群眾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依賴于保護區內的自然資源。為了多渠道引導失地農民、失海漁民轉產就業，海口市以長寧頭村為試點，成立專業經濟合作社，發展集體經濟。全村68戶142名農民全部加入了合作社，僅與海南紅樹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經營長寧頭游船渡口碼頭一項，每年就可為該社帶來100萬元經濟收入。

　　《經濟參考報》記者了解到，根據《全國濕地保護 “十三五”實施規劃》，截至目前，我國已建各級濕地自然保護區600多個，國家濕地公園705個，地方濕地公園 411個，指定國際重要濕地49處。到2020年，全國濕地面積不低于8億畝，濕地保護率達50%以上，恢復退化濕地14萬公頃，新增濕地面積20萬公頃（含退耕還濕）。

　　三大掣肘制約發展

　　盡管我國不斷加大濕地保護力度，各地也積極探索不同發展模式。《經濟參考報》記者調研發現，目前不少地方濕地保護仍面臨三大掣肘。

　　首先，法規建設還有提升空間。華南師范大學江海聲教授等多位專家表示，我國雖然早于1992年就正式宣布加入《濕地公約》，但在我國森林、海洋和濕地三大生態系統中，只有濕地沒有專門立法予以保護。國家林業局于2013年制定頒布《濕地保護管理規定》及分散在不同行政法規和規章中的一些條款，數量雖多，缺乏系統性，實際操作性不強。地方性的規定雖適應了各地對濕地保護的不同要求，但其剛性約束不足，尤其在與其他法律法規發生沖突時，保護的效力有限。

　　其次，濕地保護區遭過度利用、占用及改造仍時有發生，退塘還林還濕仍面臨阻力。生態環境部微信公眾號消息稱，中央第二生態環境保護督察組2019年5月13日向陜西省反饋“回頭看”及專項督察情況。陜西黃河濕地省級自然保護區違規開發建設問題突出，督察組通過調閱遙感資料和現場勘察，發現陜西省有關地方和部門在2016年第一輪中央環境保護督察指出相關問題后，仍然默許企業在保護區違法違規開展旅游開發建設。

　　廈門大學教授王文卿表示，濱海酒店、房地產以及逐漸興起的沿海高爾夫，侵占潮間帶沙灘和泥質海灘的同時，由于沿海大面積水產動物產卵和索餌場縮水，導致了物種種群和數量的下降。此外，近海水產養殖帶來的污染已成為影響濕地的一大主要威脅因子。

　　海南陵水黎族自治縣黎安鎮后嶺村位于黎安潟湖畔，該村魚蝦養殖業始于30年前，魚蝦塘泛濫，加上無序的漁排養殖，造成近海海域污染，紅樹林濕地生態遭到破壞。黎安鎮后嶺村黨支部書記劉明貴介紹，退塘后，每畝魚蝦塘可補貼2萬元至3萬元，但這與村民原本長期養殖的收入比相差不小。“退塘還濕切斷了周邊居民主要收入來源，村民對政策理解不到位，仍面臨不少阻力。”

　　在海南東部一市縣濱海濕地公園，記者跟隨保護區工作人員發現，盡管已是中午時分，依然有漁民頂著酷暑在湖泊里撒網捕魚。

　　最后，部分濕地保護修復“矯枉過正”，一些地區缺少動態監測系統。受訪專家表示，濕地科學是一門新型的綜合性較強的學科，一些地區單一職能部門主導下，形成了修復“矯枉過正”的趨勢。

　　《經濟參考報》記者在海南、四川等地調研發現，部分地區紅樹林修復存在急功近利趨勢，引進適應能力強、生長迅速的“明星物種”拉關木、無瓣海桑等外來紅樹種類，擠占了本地紅樹林生長空間，表現出較強的入侵性值得警惕。

　　此外，缺乏長期動態監測機制。記者采訪了解到，海南開展監測的紅樹林區域比較少，主要集中在國家級和部分省級保護地，無法全面掌握全省的紅樹林濕地的生態狀況和變化情況趨勢，無法實現動態監測并及時采取有針對性措施。2019年全國兩會上，民進中央的相關提案認為，長江流域面積廣大、生態環境復雜多變，雖有不同機構開展了相關監測工作，但目前尚缺乏長期有效的綜合監測評估機制和專門機構，不同尺度監測技術難以銜接，相關數據分散且不系統。

　　北京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張正旺指出，要從不同層面將政策落到實處。在國家決策層面，相關部委要充分認識到濕地保護的重要性，地方政府在發展經濟和保護環境之間做出科學權衡，兼顧保護和合理開發并重。

　　“目前，我國對濕地保護的主要力量來自于政府，當地居民尚未建立保護濕地的意識并積極保護濕地。這就造成環境權益與經濟利益的沖突，導致盲目開發、過度利用資源。”全球環境基金（GEF）海南濕地保護體系項目宣教專家盧剛等人表示，要明確公眾參與，規定相關方的實體權利和參與程序，提高公眾的濕地保護意識和公眾關注程度，使濕地保護更具公共屬性。

　　亟待完善保護法規 加快建立長效機制

　　受訪專家指出，濕地是山水林田湖草這一生命共同體的內在一環。必須遵循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體的方法論，按照系統工程，推進濕地保護修復。

　　一是加快完善濕地保護法規。成都市濕地保護中心相關負責人介紹，濕地與森林、海洋共同構成地球的三大生態系統，森林和海洋均已通過立法得到保護。現在濕地保護主要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保護區條例》為強化濕地管理保護的約束，建議國家加快出臺制定濕地保護法，以法律的形式確定濕地保護和開發利用的方針、原則和行為規范，明確權限職責違法行為處罰等，為濕地保護與合理利用提供基本的行為準則。

　　張正旺等專家指出，要從不同層面將政策落到實處。在國家決策層面，相關部委要充分認識到濕地保護的重要性，地方政府在發展經濟和保護環境之間做出科學權衡，兼顧保護和合理開發并重。

　　二是多部門協調，避免“九龍治水”。成都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局相關負責人建議，需要加強頂層設計，成立由林業、農業、水利、環保和國土資源等職能部門參加的跨部門濕地保護與建設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統一協調領導各部門積極配合濕地保護工作。

　　受訪專家建議，濕地多在草原地區，可以靈活運用退耕還林還草、土地置換等政策措施，大力發展水草產業，在保護濕地的前提下帶動農牧民增收，形成濕地在保護中求發展，在發展中促保護的良性循環模式。

　　三是要盡快建立全國性的濕地資源管理信息系統。在重點及典型濕地生態系統所在區域建立生態監控區，加強調查與監測。按照濕地功能區的劃分，對濕地水質變化、地下水位動態、動植物群落、土壤養分的變化及土壤退化、有害生物危害情況等進行監測，及時評價濕地生態變化狀況，通過監測網絡的運行，掌握各類濕地變化動態、發展趨勢，定期提供監測數據與監測報告，為各級政府提供決策依據。

　　世界自然基金會濕地高級經理韋寶玉呼吁，盡快建立濕地生態效益補償機制，并積極引導社會公眾參與到濕地保護過程中來，積極捐贈資金。可以探索通過地方政府主導、爭取國家投資、捐贈、基金等多渠道、多元化、多層次的濕地保護資金投入機制。

　　“我們之前都是一個地區單獨一個項目一個項目地做，但是資金太缺乏了，總是零敲碎打，沒辦法形成一個整體保護規劃。”韋寶玉說。

　　四是健全人才儲備。受訪專家表示，應該通過多種途徑，儲備濕地管理、環境監測、地理信息以及生態學方面的專業技術人才，提高各層次管理人員技能。聘請國內濕地生態方面的著名專家學者，成立濕地保護專家咨詢委員會，對濕地保護與利用進行科學指導和規劃，為西部內陸干旱與半干旱地區濕地的保護和合理利用奠定科學基礎。

　　濕地科學是一門新型的綜合性較強的學科，它融合了生態、林業、水利、國土、氣象、環境管理與規劃等專業知識，但目前濕地管理人員缺乏生態學、濕地環境管理、動植物保育等方面的專業理論知識和實踐能力，管理經驗缺乏，很多工作需依靠其他有關部門協同完成，保護區監督制約著保護區的發展。

　　“目前，我國對濕地保護的主要力量來自于政府，當地居民尚未建立保護濕地的意識并積極保護濕地。這就造成環境權益與經濟利益的沖突，導致盲目開發、過度利用資源。”全球環境基金海南濕地保護體系項目宣教專家盧剛等表示，要明確公眾參與，規定相關方的實體權利和參與程序，提高公眾的濕地保護意識和公眾關注程度，使濕地保護更具公共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