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林則徐、魏源“睜開眼睛看世界”，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再到上世紀80年代的“文化熱”，晚清以來至今，關于中國文化的討論是非常多的，今天為什么還要討論這個問題呢？

　　過去對中國文化的討論，或者給中國文化的界定，往往是大而化之、似是而非的。此外，很多人在談論“中國文化”的時候，往往會把它“窄化”。再者，討論“中國文化”的時候，有人會帶著文化優越感，認為中國文化優于其他文化。其實，文化是一種現象，我們需要理性地、歷史地、自覺地認識中國文化，面對各種民族、各種文化時，才會有互相理解、互為平等的態度。

　　我希望講清楚，什么才是典型的中國文化，這里主要指漢族中國的文化。

　　第一個是漢字的閱讀、書寫和“漢字思維”。現在全世界除了極少數，比如像中國云南納西族的東巴文字以外，所有以象形為基礎的文字基本都消失了，只有漢字仍然和它最起初的象形性、原初性有著直接的聯系。象形字在古代中國叫作“文”，按章太炎的說法，是最基本的漢字單位“初文”，是古人通過圖像直接描繪所看到的事物。漢字有六書，但主要是象形、會意和形聲這三類，基礎都是“形”。因此，用漢字來說話、思考、閱讀、書寫，就會有重感覺、重聯想的特點，延續到現在，對我們的思維、閱讀和書寫都有很大的影響，甚至形成了東亞地區所謂的“漢字文化圈”。

　　第二個特點是家、家族、家國以及在這一社會結構中產生的儒家學說。我給外國學生上課的時候，要出一個題：賈寶玉應該管林黛玉、薛寶釵、史湘云叫什么？外國人搞不清楚，說sister，我說，沒那么簡單。嚴格說，林黛玉是賈寶玉的姑表妹，薛寶釵是賈寶玉的姨表妹，史湘云隔了兩代了，是親戚關系更遠的表妹。為什么稱謂這么復雜？這涉及到中國倫理原則和等級秩序，把遠近親疏關系界定得非常清楚。簡單來說有兩個原則，一個是“內外有別”，女性的親族和男性的親族，等級遠近不一樣。第二個是“上下有序”，伯仲季叔分得清清楚楚。古代中國的家庭、家族、家族共同體再放大就是國家，正是在上下有序、內外有別的倫理基礎上才有了儒家學說。

　　第三個特點是“三教合一”的信仰世界。所謂“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就是說儒家管社會治理，佛教管精神修養，道教管身體修煉，三教看起來蠻融洽的。從歷史上看，在中國，佛教道教沒有絕對性和神圣性，很難看到宗教之間的辯論，也不大會有宗教之間的戰爭，這是中國的一個特色。

　　第四個特點是很有趣的陰陽五行。五行有兩大原則，一是相生相克，二是可以串聯萬事萬物。比方說，五行可以配五方，東南西北中；可以配五色，青白赤黑黃；可以配五聲，宮商角徵羽；還可以配五味，酸甜苦辣咸……把萬事萬物連成一個大網絡，形成了古代中國人理解世界最關鍵的基礎。

　　第五個是中國古代的世界觀，跟其他國家和民族不一樣。古代中國人有一個宇宙想象叫做“天圓地方”，天圓如倚蓋，地方如棋局。天的中心在哪里呢？古人夜觀天象，視覺里天轉地不轉，“天道左旋”，會感覺有個地方始終不動，這就是北極，于是認為天的中心就是極點。大地的中心在哪兒呢？“洛者，天之中也”，即洛陽是大地的中心。因為這套觀念形成的時候大概是東周，王都在洛陽，所以古代中國以洛陽為中心，越在中心的人，文明程度就越高，越在邊兒上的人，文明程度越低，于是就形成了“華夷觀念”“天下觀念”，即以我為中心想象世界。

　　這五個方面合在一起，構成了非常明顯的屬于漢族中國的文化。歷史上，中國在很長時間內，始終沒有任何文化可以挑戰和改變這一主流文化，都是在傳統內部的調整、適應、改革、變化。但是，到了晚清，由于堅船利炮、西力東漸的原因，中國不得不“在傳統外變”。1895年到1919年是中國思想和文化轉型最重要的時段，“三綱五常”變得很徹底，中國人日漸處于焦慮和緊張的心態中。相應地，漢族中國文化的五方面也出現了變化。

　　雖然大多數中國人仍在用漢字，但現代漢語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文，提高了國民的文化程度，也出現了新舊文化斷裂的問題。白話文成為主流，以前的口語變成書面語言，使雅言和俗語失去等秩，讓雅、俗不再有分別。現代漢語摻入了太多現代的或西方的新詞匯，使得通過語言感知的世界發生變化。簡體字讓文字和“原形”之間的距離拉大了，傳統漢文化通過形象的文字進行思考、書寫和表達的習慣就受到了阻礙。

　　家、家族、家國，以及儒家學說也有明顯的變化。現代中國尤其是鄉村仍然保持著一些傳統家庭、家族組織，但是，城市化、小家庭化和人口流動使得家庭結構關系發生了變化。過去那種密切的、彼此依賴的鄰里、鄉黨、家族關系在現代化過程中逐漸消失了。儒家家族倫理逐漸失去了原來的社會基礎，儒學在西方民主思想的沖擊下，漸漸不再承擔政治意識形態的重任。佛教與道教在沖擊下逐漸退出精神、知識和信仰世界，越來越世俗化、旅游化。陰陽五行再也不能完整地解釋世界了，在整個現代的知識系統里面滑落到了邊緣的地方。“從天下到萬國”的古老世界觀念也被重新界定，傳統的宇宙觀、世界觀、朝貢或冊封體系已完全不現實。這些變化說明，中國文化尤其是漢族中國文化，已經來到一個需要重新認識、理解和更新的時代。

　　各種文化沒有高低，只有文明是程度不同的。在這樣一種理解的基礎上，長期積累的焦慮和緊張才會得到緩解。德國學者伊里亞斯曾提出，“文化”是使民族之間表現出差異性的東西，它表現著一個民族的自我和特色，而“文明”使各個民族差異性逐漸減少，表現著人類的普遍的行為和成就。換句話說，就是“文化”使各個民族不一樣，“文明”使各個民族越來越接近。

　　伊里亞斯也指出，“文化”是一種不必特意傳授，由于耳濡目染就會獲得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氣質，而“文明”常常是需要學習才能獲得的東西，它總是和“教養”“知識”“規則”等詞語相連。就好比說，我們經常拿著球來玩，但一旦上了籃球場就不能用腳隨便踢，要遵守規則。如果這樣理解“文明”和“文化”，就不必擔心自我的文化會被全球化或現代秩序侵蝕掉，要關心的是如何在現代文明的時代，在一個普遍文明規則下，保存好中國獨特的文化和傳統，理解這些文化在歷史中的合理性。

　　我一直認為，無論是文化還是文明，必須要在歷史當中看。回過頭去看文化，面向未來看文明，對兩者都要有同情。

　　（作者系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