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28日，我在上海理工大學參加“滬江草鷺書籍裝幀研究中心”成立活動，期間有兩件事情讓我至今記憶：一是網上有評論說，能夠聚集多位海內外書裝與藏書界的大腕，如呂敬人、王強和英國書籍裝幀家Mark Cockram等蒞臨上海，可見這座城市與學府的魅力；再一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副總裁闞寧輝先生前來祝賀，他在發言中談到，有這么好的項目落戶上海，實在是上海出版界的幸事。他還說：“這讓我回憶起五年前，俞曉群為第十一屆上海書展寫的那篇文章《書展，為上海文化增添記憶》，至今使我感動。我們真心歡迎能有更多的人，帶著他們的創意與激情，來上海創業、做事。”

　　現在，第十六屆上海書展臨近。當我的思緒如以往一樣，再度邁入“書展模式”的時候，我發現在我的腦海中，種種往事歷歷如昨，新鮮生動；件件新思紛紛呈現，充實誘人。此時，我又想起許多年前，有一位朋友曾經對我說，多來上海做事吧，那里是你的福地。

　　確實，我是一個相信緣分的人，歷史的緣分，文化的緣分，時代的緣分，情趣的緣分，血脈的緣分，師友的緣分，總之回顧自己的出版之路，人與社會的契合，始終會在上海這座城市中找到恰當的節點，好的創意，好的作者，好的書稿，好的讀者，一樁樁一件件，總會在這里出現。這不是緣分，還會是什么？所以當有媒體問：您能為第十六屆上海書展說點什么？我不用思考，口中自然涌出那么多迷戀這座城市、這場文化盛會的理由：

　　百余年積淀下來的文化與出版傳統，最值得我們追隨與迷戀

　　其一，我迷戀這座城市的文化與出版傳統。在此前100多年的時間里，上海城市文化的地位，始終受人矚目。如有觀點說：“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是中國報業、出版業、電影業、演藝業和娛樂業的中心，只有學術中心在北京。”有這樣的歷史評價，首先受惠于沿海與江浙文化的人文地理優勢，其次還有兩個重要因素在起作用：一是晚清以來，海外文化的進入，如西方傳教士帶來活字印刷、書刊出版與發行等嶄新的城市文化元素；二是上世紀初，一大批優秀知識分子的涌入，正如熊月之先生指出，晚清上海崛起一個新型的文化人群體，即戊戌變法時期，約1200人，到1903年增加到3000人，1909年增加到4000人。他們在許多方面與傳統士大夫不同：他們有著較新的知識結構，較好的西學素養，以及比較相近的價值觀念與人生觀。他們不再把讀書做官視為實現人生價值的唯一取向；往往憑借新的知識，服務于新式報館、書局、學校、圖書館和博物館等文化機構，從而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張元濟先生等人正是其中一員。有了這樣的文化基礎，上海一度成為中國最重要的文化中心，許多著名的出版機構如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亞東圖書館、開明書店等，都在上海誕生；許多著名的出版家如張元濟、陸費逵、王云五、汪孟鄒、鄒韜奮、胡愈之、巴金等，也在這里孕育出來。上世紀初的40年間，上海出版業處于全國的絕對優勢地位，比如抗戰期間，單是一家商務印書館的出書總量，就曾經占到全國的50%以上。后來，時代變遷，雖然上海的文化資源有所分化，但其百余年積淀下來的文化傳統還在，最值得我們追隨與迷戀。

　　其二，我迷戀這座城市的影響力。尤其是百年以降，上海的文化傳統并沒有弱化，而是以多種形式持續發展著。從上海產生的許多優秀人物，已經把沾滿海派氣息的文化積存，在海內外不斷發揚光大，諸如在港海派、在京海派等一些文化群體的產生，都表現著海派文化強大的生命力。多年前我曾出版一本小書 《前輩——從張元濟到陳原》，向百年以來11位優秀的出版家致敬，其中絕大多數人物：張元濟、王云五、胡愈之、巴金、葉圣陶、鄒韜奮等，都曾經在上海從事出版工作。后來許多出版機構從上海遷至北京等地，但海派文化的延續與發展，始終綿延不絕。像在北京，1958年陳翰伯先生出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他上任之初，還是首先回到上海，將上海商務印書館的資料收集起來。他在一份材料中寫道：“我1959年在上海辦事處查了很多材料，這些材料以后都運到北京，我想把商務的歷史作為研究項目，我請胡愈之等人做了館史的報告，后來就設立了館史研究室，舉辦展覽會，和65周年的紀念。”還有著名出版家沈昌文先生，他出生上海，進京從事出版工作近70年。直到今天，他逢人還喜歡開玩笑說：“阿拉是上海的小赤佬。”

　　群峰并立，充滿理想與熱情

　　其三，我迷戀這座城市的生命力。

　　無論環境如何變化，上海出版始終保持著他的歷史傳統與風度；一旦迎來社會復興的機會，上海人總會顯示出超群的敏感與精明，迅速占領文化發展的先機。比如幾年前，我曾經出版過陳昕先生的著作《出版憶往》。陳昕先生是改革開放以來，上海出版界的領軍人物，他在書中講述的一個觀點，讓我至今倍感震動。他說上海出版人的追求，不是一座高峰，而是一片高原；而這一片高原，正是由一座座高峰連綿匯聚而成的。上海出版界是一個制造高峰的文化群落，一代代有理想的出版人，正是用他們親手奉獻的一本本好書，搭建起一座座文化高峰。正是有了這樣的傳統和承繼，才有了今天上海出版群峰并立的輝煌。再者陳昕先生的觀點，也從一個側面闡釋了上海出版界的理想與追求。近來我與上海人民出版社及文景、上海書店出版社，還有東方出版中心、商務印書館上海分館等有接觸，經常被他們的理想與熱情所感動。因此，作為一個出版人，能在這樣的城市里參加書展，能在這樣的城市里“與書共舞”，我們得到的感受自然不同。

　　其四，我迷戀這座城市的商業環境。有觀點說，在許多國家的城市布局中，往往會有兩個重要城市為伴，一個是首都，還有一個是最重要的商業城市。比如美國的華盛頓以及紐約，意大利的羅馬以及米蘭，加拿大的溫哥華以及多倫多等等。那么中國呢？首都北京之外，還有上海、廣州、深圳等一線城市，他們都能夠成為另一個伴生的重要城市，其標志不僅在商業，更在文化。我覺得，在世人的眼中，上海是有這種擔當的城市之一。作為一個從事文化企業建設的人，走南闖北，恍然幾十年過去，如今回望以往，你現身最多的城市是哪里呢？在東北工作時，我經常往上海跑；在北京時，我還是經常往上海跑；如今北京草鷺文化樹幟，從創意、創新、創業，更要經常往上海跑。跑著跑著，甚至連主體業務都要在上海扎根。為什么？因為相對而言，這座城市的商業氛圍濃郁而健康，精細而成熟。這里有優秀的商業伙伴，他們大多有較好的職業素質與契約精神；這里的文化與商業環境，更有服務精神，比如：媒體合作，有澎湃、文匯等優秀傳媒；文化活動，有思南書局等優秀機構；印刷品質，有雅昌等優秀廠家；周邊文化群落，有南京、蘇州、杭州……找尋超級優秀人物加盟，這里有太多太多的可選擇性。其實當代優秀的企業家，更應該是一位組合大師，而上海這座城市，恰恰會為你提供多種組合的可能。他的城市布局，更像是一個金色絲線織成的網絡，讓一切運行都顯得那樣自然而然、有條不紊；一切復雜的活動，都會在那里找到恰當的運行軌跡。

　　當今中國最好的書展——“為價值搭臺，向品質致敬”

　　其五，我迷戀上海書展的文化定位。回憶我從事出版工作已近40年，參加過世界上許多書展，其中參加最多的有三家：一是北京國際書展，二是德國法蘭克福書展，然后就是上海書展了。其實在更早的時候，也就是上海書展之前，舉辦“文匯書展”的時候，我就是它的支持者和參與者，而且在20多年的時間里，從未間斷。為什么？我記得在某一屆上海書展上，組織者提出的口號是“為價值搭臺，向品質致敬！”這段話深深地打動了我。

　　在那一年，我曾經寫文章稱贊道：價值與品質，這兩個關鍵詞，進一步印證了人們的感覺：一座城市崛起的霸氣，就這樣一點點顯露出來。拆開來解釋，所謂“價值”，表現在上海人對優秀圖書的尊重，對精英作者的尊重，對懂書讀者的尊重。他們不把書展辦成政績工程、形象工程；也不搞過度商業化的大排檔、大賣場、大戲臺；不媚俗、不唯利是圖、不見利忘義。上海人能夠有這樣的堅持與定性，正是價值二字起著中流砥柱的作用。所以他們才會在短短十幾年間，創造出當今中國最好的書展。

　　再說“品質”，它表現在學術機構和精英學者的到來。你看，在令人眼花繚亂的書展主題活動背后，書展組織者設置的不是娛樂明星，不是投機者，不是獵奇者，不是嫩模、作秀、賣萌、八卦、爆料、雜耍等一些低端的事件，當然上海并不缺乏這方面的商業環境與運作能力，也沒有排斥他們的存在；但組織者在書展的主題設計中，絕不允許摻雜這樣的東西。書展的品質，更需要一些沉穩的學術機構、資深的作家與學者，以及一些風度翩翩的海內外文化精英的支撐。有了他們的基奠，上海書展才會表現出優雅的氣質、健康的格調和君子的風度。

　　上海書展的文化氛圍，出版人的福地

　　其六，我迷戀上海書展的文化氛圍。因為上海是我組稿最多的地方。回顧自己的出版經歷，毫不夸張地說，我在上海組織的書稿最多，作者最多。像我曾經組織出版的《萬象》雜志、“萬象書坊”“書趣文叢”“新世紀萬有文庫”“海豚書館”等，其中許多資源都取自于上海；我的許多作者和策劃人，也都來自上海。及此，我還想起2011年之后，我一直在組織整理上世紀上半葉許多散失的典籍，經常會來上海向專家們請教，去上海圖書館、大學圖書館、老牌出版社，找尋那些文化經典的遺跡。整理出《幼童文庫》《小朋友文庫》《小學生文庫》等大批童書；整理出《林紓譯文全集》《中國近現代美術期刊精品庫》等大批館藏資料。當然，還有在京海派的專家如謝其章先生的幫助，還有北京潘家園等地淘書的輔助。那樣一些經歷與感受，甚至讓我經常想起“禮失而求諸野”的那一句老話。

　　其七，我迷戀上海書展，因為那里是發布新書最好的地方。其實從上世紀80年代，我就養成了在上海及書展期間發布新書的習慣：1987年，我在遼寧教育出版社編“當代大學書林”，在上海開發布會，有汪道涵先生參加。1990年代，在上海策劃出版“新世紀萬有文庫”“萬象書坊”和《萬象》雜志。2000年，在上海書展發布《幾米繪本》，宣讀反盜版宣言；與上海貝塔斯曼公司研討，合資成立遼寧貝塔斯曼發行公司。2009年，我來到北京海豚出版社工作，開始與沈昌文、陸灝等人編輯“海豚書館”，翌年在上海書展上發布。2010年之后，我們幾乎每一年都在書展期間，與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組織“兩海文庫”座談會，還邀請大批作者陸續來上海書展簽售新書或參加活動……

　　其八，我迷戀上海書展，我的熱情至今還在延續。單說今年草鷺文化的奉獻，一是沈昌文先生已經88歲了，我們為他出版《八八沈公》，許多沈公的舊雨新知，如王蒙、王充閭、葛劍雄、吳彬、趙麗雅、陸灝、鄭勇等欣然命筆，留下真情文章，時代印記。沈公年事已高，這些年不再輕易出京，若外出只去兩地：一是去美國看女兒，再一是去上海看書展。今年書展他還會來，參加《八八沈公》新書發布會。二是東方出版中心出版了《書樓探蹤》，韋力先生有簽售，他還會與毛尖有一場對談。三是江曉原先生的《性學五章》增訂本，上海人民出版社也將發布。四是陳子善的《說徐志摩》，上海書店出版社，也會發布；還有冷冰川、凌子的《凌聽》，也在全力制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