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示范、融合、合力——改革開放進程中的香港與內地電影發展之路

　　“改革開放以來，香港電影與內地文化的關系發生了很大變化。近年來兩地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不僅讓香港電影獲得新生，還提升了中國電影的品質和內涵，讓中國電影更好地走向國際。”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會長田啟文表示。

　　改革開放之初，香港電影產業曾為內地文化走向開放發揮了重要影響。隨著內地電影產業化改革與轉型，又逐漸為香港電影文化帶來借鑒。兩地電影產業從單向傳播到互相交流，逐漸融合，繼而合力發展壯大。

　　改革開放初期的示范與合作

　　香港因東西方文化兼容、獨特的社會體制和地理位置等因素，電影發展歷史久、產量高、類型多，影響力遍及海內外，成為電影史上的傳奇故事。

　　改革開放初期，正逢香港電影發展的黃金時代。上世紀70年代起，香港電影已高度商業化，并開始在內地影院放映。恐怖片《畫皮》、歷史片《屈原》、喜劇片《三笑》、時裝片《巴士奇遇結良緣》等影片讓內地觀眾體驗到了香港電影的多姿多彩，香港電影也示范著一種新的文藝形態。

　　在香港電影不斷涌入內地的同時，兩地合拍漸成氣候。“最早的時候不叫合拍片，而是協助拍片或者合作拍片。”香港影評人列孚于1979年創辦了第一本在內地發行的香港電影雜志《中外映畫》，主要介紹海內外的電影資訊，促進兩地電影文化的交流。

　　到了80年代，香港電影公司已經開始與內地合作，利用豐富的外景地資源和相對廉價的內地電影人才。列孚表示，1979年末到1980年初，李翰祥已在籌拍《火燒圓明園》和《垂簾聽政》，不少香港導演前往內地取景拍攝，與內地演員合作。

　　在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從《少林寺》到《火燒圓明園》，從《木棉袈裟》《海市蜃樓》再到香港電視劇《上海灘》《霍元甲》等在內地熱播，江湖、功夫等題材受到人們喜愛，而功夫片和武俠片至今仍是中國商業電影文化的重要類型。

　　列孚說，當時的香港影人為內地帶去優秀人才、新的美學觀念和制作理念，而隨著內地經濟突飛猛進，內地電影逐漸站穩腳跟，香港電影對內地電影的作用漸漸從單向啟示走向互相融合。

　　兩地合拍漸成主流

　　進入90年代，香港影壇與內地合作日益密切，兩地合作生產的影片越來越多，結合兩地人才和資金拍攝的作品逐漸成形，其中以《霸王別姬》最具代表性，該片不僅票房大賣，還奪得戛納電影節最佳影片金棕櫚大獎。

　　自1992年之后，香港電影公司與內地各制片廠合作的合拍片逐漸增多，如張藝謀的《活著》、《大紅燈籠高高掛》，姜文的《陽光燦爛的日子》等，取得了口碑和票房的雙豐收，合拍片成為賣座電影的主流。

　　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后，兩地在藝術創作和市場上的聯系更為緊密，尤其是2003年簽署《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后，香港電影獲得了打入內地市場的“定心丸”。大批香港影人此后也積極到內地探尋發展之路。

　　“向香港電影開放內地市場，為電影市場引入競爭機制，為觀眾引入更多好影片，這是雙贏。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加速和中國電影產業化改革，香港電影人紛紛北上，成為中國電影崛起的參與者。”田啟文說。

　　在列孚看來，兩地電影界的交流互動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電影文化的重要體現。香港電影業的未來還需要依托粵港澳大灣區，粵港澳三地影視從業者應積極搭建交流平臺，培育人才，推動嶺南文化和中華文化走出去。

　　據娛樂產業研究機構藝恩數據統計，2016年至2018年10月，兩地合拍片共上映73部，年均票房空間約82億元，票房貢獻率達18%。2016年兩地合拍片總票房突破110億元，占當年中國電影總票房的27%，合拍片進入良性發展階段。

　　文化融合提升國際影響力

　　內地和香港電影合作在嘗試、摸索和磨合的過程中不斷前進，隨著中國電影日益融入世界電影大潮，合拍片所承載的中國文化元素越來越多地展現在世人眼前。

　　兩地首部合拍功夫片《少林寺》就曾在海內外引起巨大反響，一時間轟動東南亞乃至全球，在日本和韓國分別創下40億日元和51億韓元的票房紀錄。

　　“香港電影在兩地合作中不斷得到給養，激發了活力和創新能力，獲得了更加持久的生命力。合拍片在類型上更加豐富，運作上更為成熟，并不斷呈現出許多新特點和新趨勢。”田啟文說，兩地電影取長補短，相互融合，在國際文化格局中得以更廣泛地傳播。

　　香港電視專業人員協會會長徐小明表示，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建議為電影發展基金注資10億港元，支援電影業發展項目。這對香港影人來說是莫大的鼓舞，期待兩地在影視合作方面取得更長遠發展，為改革開放文化領域貢獻新的力量，讓中國電影進一步走向國際。